严居汉，我说......

那天是我的生日，还是安华案件开庭的日子。我准备用轻松的心情度过这一天。快乐是生日的人的特权，我以为。可是，我还是忘了要快乐。

打开邮箱，同事寄来了人权工作者严居汉的文章刊登在《东方日报》的文章，我读完之后，快乐的感觉被从天而降的大石压得扁扁，原先坐在座位上那个生日的人，我再也找不到她了。

其实没什么，严居汉莫非是把人们口讹相传的话化作文字。他把话说开，反而是好的，我该高兴才是，我嫌我自己太小气。他因《独立新闻在线》刊登的文章漏掉柯嘉逊文告中的一段话，而判了我们死刑。这篇文告是新同事处理的，他基于文字复述柯书内容，而选择删掉这段文字，我们大可质疑他是否判断错误，可是以此咬定《独立》亲董教总，就太轻率了吧？

记者的判断有误，或记者的判断未能让所有人认同，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我的同事无错之有。我也曾因撰写一场讲座会新闻时没有提到傅向红一段批评《东方日报》的话，而被《星洲日报》的职员批评我“亲东方”，我正视这个批评，一来我需承认我下笔匆忙，没法做到详尽周全，二来那场讲座的话题确实围绕在《星洲日报》，我认为我没有提到主讲人批评《东方日报》的一段话，纵有疏失或判断问题，还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范围。

因个人的判断而被指偏颇一方时，撰写文章或处理文告的人可说是百口莫辩，我们只能靠过去或未来相关的言论处理方式，证明自己或自己服务的媒体绝无掩盖言论之意。我让批评我“亲东方”的人阅读我批评过《东方日报》的文章，以此证明自己没有蓄意漏写别人一段话保东方。我用了仅有的办法证明自己的没有保东方之心，他能否接受我的解释已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外。

同样的，我们是否蓄意删除柯嘉逊批评郭全强在诉求事件向巫统低头一段话，我们只能凭借撰述、处理过的文章证明自己全无此意。严居汉无法认同，还“趁胜追击”，我们只好认命，谁叫《独立》有个老板叫饶仁毅？

由于人力和来函管理问题，我可以认同我们平日处理新纪元事件有疏失，可是要说我们亲“当下董教总”，恐怕是言重了。据我所看，《独立》固然没有保柯，可也没有亲叶，我认为我们可以批评开刊时宣称“不会各打五十大板”的《独立》在这个课题上大玩中立，可是说它“挺叶”可就太让人反胃了。

因着饶仁毅，《独立》被某些挺柯派人士钉的死死。我既然知情，就实在忍不住要说句公道话，饶仁毅固然在新纪元课题上扮演了具争议性的角色，他在林肯智事件发生之初发表的言论，我亦未能苟同，不过维护《独立》的独立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这恐怕是许多道理说得响当当的人都没法办到的。

我在《独立》这些年，从没接过饶仁毅的“问候”电话，我撰写的几千篇稿，也没有一篇的任何句子或段落因“文长”、“敏感”或“有护主需要”而被删除。我固然没常被派新纪元的工，可早前连赶几场新纪元的工的同事们，也从没抱怨稿件被删除。以我们几个同事的个性，我想要是她们的稿件被删，总编辑庄迪澎早就大祸临头了，还需等严居汉敲锣打鼓来踩场？

记得去年年底董教总职员集体辞职时正好是我代班，我还特地致电詹缘端老师，请他为我们撰写一篇特约评论，他文中批评饶仁毅“选择性诠释章程”，我的神经没有因此而弹跳，詹老师的文章全文照登，饶仁毅也未见跳脚。如果我们“护主”，我们还有必要请詹老师撰文吗？严居汉以什么标准来评断《独立》亲“当下董教总”？如果你说《独立》漏掉挺柯派那篇读者来函，问问挺叶派他们有多少篇读者来函没有被刊出？（事实上《独立》常因人力问题漏掉来函，尤其是需要转换成简体字的繁体字来函和寄发至编辑邮箱的来函）

严居汉，抱歉，我始终是有火气的人，你看死《独立》护主，就是看扁了我和同事们，我没有办法忍气吞声。成见已深的人，自然不会因我草草几段话改变想法，我做了我作为《独立》的一份子该做的，接下来还交给你用脑袋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