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生活

羊人部落荒芜了，因为主人忙坏了。主人忙坏了，因为“炸尸案”开审了。

第一天，五点半就爬起来，恍恍惚惚摸黑出门，七点前到法庭，等。等7点半拿着篮子的女警派牌子，牌子分记者和公众两种，我领的是记者牌。接着等八点法庭开门，然后抢坐最靠近法官律师被告的位子。

接下来等庭警喊“court”，站起来然后坐下。律师开始盘问证人，我坐的位置只能看到证人的半边脸和律师的背影。一边记录，我一边左看右看坐在前排的阿都拉萨的父母亲戚朋友们。心里想的是，一个人一旦有事，就会连累全家人。

虽然律师的盘问很精彩，可是审讯是一个黑洞，它一开始了，你就不知道会在何时结束，因此开庭时，我就在期待5点的休庭时间。一整天就在等。

第二天，我6点起床，7点多赶到，刚刚好赶得及听女警喊“Merdeka Review”，然后拿牌子。入庭后，还是抢到了昨天的位子，视线还是离不开阿都拉萨的父母亲戚朋友。阿都拉萨的女儿在开庭前都会走进来坐下，跟爷爷、奶奶、James聊天。眼睛贪婪地张望。女儿一个转身，t-shirt是大大的Calvin Klein。姑姑一身青衣走了进来，眼睛瞥见她颈上的LV丝巾，那招牌图案，你一眼就可以认出。然后爷爷冷，姑姑为他套了一见看来有点退色的外套，接着，一个“Burberry”的招牌出现在眼前。小小的眼睛被吓坏，大了起来。

第三天...抄写的手、坐椅子的屁股、放在桌子下的脚都在痛。手还是手吗？屁股还是屁股吗？脚还是脚吗？

我还是我吗？

在法庭生活了三天之后，我决定，我已经不是我了。

随便嫁一下啦

近几年回乡，总觉得左邻右舍向我家探头探脑，好像我家藏着一个可供八卦的材料。为了躲避邻居的舌箭，我通常深居简出。可是，千躲万躲，最终还是栽在黑市万字票安娣的手中。

那一天，我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吉隆坡，写黑市万字票的安娣看见我，冷不防拉开喉咙大喊：“阿思，还没有男朋友呀？什么时候带人回来给伯伯看看哪？”愣了一下过后，我立即披上假得好像可以随手撕下来的笑容,以标准答案回应：“还没有也，你有什么好介绍？”。

这个回应可以舒缓一下尴尬的场面，但也有潜在的危险。姑姐和表姐们就把我的话当真，到处敲锣打鼓想办法，这会儿向我推销卖鸡的熟男，那会儿又跟我说起哪个政治跑腿，最后唯有跟她们说：“不必了，我已经有了心上人。”

心上人在哪里呢？就在心上呀。原以为心上人可以安安稳稳地住在心里面，无需抛头露面任人评头品足，可是别人怎么也不愿放过大开眼界的机会。“你的心上人是谁？说来听听。”他们总是接着问。

“到底有完没完呢？我的事需要向你报告吗？”我在心里问，嘴上还是说些故弄玄虚的话语。内心深处，我知道，直到我哪一天安安份份地把自己嫁出去，事情都不会有完结的一天。可是，自从两周前报纸登了我一张丑丑的陈年旧照之后，原已微薄的机会，又薄了一些。唉唉。

咕咕噜咕咕

我带着霏，开着我那从未远行的车子到陌生的吉兰丹。车子一圈圈地往上转，空气的神情越来越凝重。我们迎着金马仑的冷风，从石壁之间呼啸而过，战战兢兢地向未知驶去。

前行是路，路之后又是路，没完没了的路，我们想到自己是可悲的薛西弗斯，惧怕得想要立即弃车而逃。可是，现实已经为我们设定了方向，我们无法更改设置。只能继续前行，想象自己是赶赴武林大会的轻功水上飘，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后来我们就闯入了虚幻的境地。两边的削壁像电影《魔戒》的世界一样，随时准备吞噬落单的剑客。迷蒙的大雾一片又一片地向我们罩来，我跟霏说，卫斯里小说中有一个一人闯进雾里出来发现自己身在别处的故事，霏说那是小叮当的世界才有的事。我们笑。我其实期待。

我告诉你那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天色入黑以后，我们两个人和三只动物继续在路上行驶。雾像虚幻的灵魂一团又一团地迎面扑来，两旁是阴森的林园。突然，右边的路上出现一群兽，摇摆地身体背着我们前行，仿佛在为狐仙领路。看清了才知道那是一群黄牛。

半夜抵达吉兰丹以后，我们都为活着暗喜。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车上的麦兜、羊人和阿福第一次乘坐自家的车子出远门，相信也是最后一次。

我的小叮当

我原来以为芭比娃娃不属于我那个年代，可是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在部落格上写说，她在七岁那年拥有了第一个芭比娃娃，我就知道，芭比娃娃不是不存在于我的年代，她只是不存在于我的世界。

我成长的世界没有精致的玩意儿，我们只有“豹虎”（黑色的小蜘蛛也）、以小果子作子弹的木头枪、橡树籽、“棺材纸鹞”、粉笔、纸公仔和塑胶小叮当公仔。我们用废纸制造长方形的“棺材纸鹞”在马路上乱窜，满足于短暂的低空飞行；我们用粉笔在洋灰地上画自己心目中的公主和王子，创造童话般的梦想；我们化身小小的小叮当，占用家中的一块小地方，走路、说话、生活。

小叮当是随50仙一盒的巧克力附送的，有几个颜色、七八类造型。那是我小时候最长命的玩具，玩了好久好久都仍旧觉得好好玩。

其实小叮当不是什么特别的玩具，他们只不过是指头般大的塑胶小人，说话、走路、思考，都要主人代劳。玩法嘛，不过就一个人操作一个小叮当家庭，负责为每个小叮当设计屋子、走路、说话、吃饭，到时到候宣布“五年过去了”，继续过五年后的日子。没有玩伴的时候，我喜欢自己窝着玩小叮当。

伯伯会问：“阿思怎么总是自己说话的？”伯伯不知道，不是阿思自己跟自己说话，是小叮当们在对话。小叮当生活在楼板上；生活在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尽头；生活，在乡野的80年代，我的童年。

注：刊登在《东方日报》我的〈晒网打鱼〉专栏的这篇文章，“小叮当”变成了“哆拉A梦”。我特地在文章起首告诉负责的助编“请别帮我把‘小叮当’变成‘哆拉A梦’”，岂知弄巧反拙，对方把这段文字看成“请帮我把‘小叮当’变成‘哆拉A梦’”，因此，我的小叮当就变成哆拉A梦了。唉唉。

女昏

我会去麻坡，两天半。这个周末，我原来很想回家，很想很想。我想躲到最熟悉的空间，整理自己的思绪。我想伯伯。我想载爸爸一同回家，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我想窝在自己的房里看看书写写稿或为论文做些功课。可是，这个周末你们要我去麻坡。你们要我去送新娘要我参加婚宴。你们说，回家几时都可以回，我们结婚一世人只一次，我们衷心地邀请你，你一定要来。我惊慌失措。我思前想后。我说我不要去可不可以？你们说不可以，一定要！我说我没有衣服穿不想去。你们说，你做伴娘啦，我们去订一套衣服给你。我说我上个星期才从吉兰丹回来，很累。你们说，喂你不要在那里找借口了。我没有说，伯拉邀请我出席星期六的婚礼。我说，你们跟伯拉同天结婚呐，how dare you!

一切都已经太迟。等下你们安排的车子就要来载我去那陌生的地方。我理想的悠闲周末将一点一点地消散在突兀的喧哗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消失。我应该带着祝福去的，可是我却禁不住忧虑恐慌。如果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对不起。

天边一片云

伯伯有个黑木书橱，里头装着他珍爱的黑胶唱碟和一些书。小时候的黑木书橱藏着一些茅盾、巴金、冰心、徐志摩、朱自清，伯伯好像不怎么翻，我不喜欢附在旧书上的樟脑味，也很少翻阅。后来我在中学课本里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才没再小看伯伯的黑木书橱。

中学时陆陆续续地读了巴金的《家》、《春》、《秋》、朱自清的一些散文、徐志摩的一些诗和冰心与小读者的通信录，可是那段沉溺在变革时代的时间并不久长，因为金庸和倪匡设计的幻想世界，远比郁闷的真实世界吸引人。

那个动荡时代的其它文学作品，其实与我咫尺天涯。最近突然想感受旧时代的恋爱气氛，于是回乡时把伯伯的一本《徐志摩全集》带在身边。我读徐志摩才情洋溢的文字、读他那烂漫奔放的情感，偶尔脸红心跳，深陷在偷窥的紧张感和兴奋感当中。

最让偷窥狂惊喜的是，这本书最后还附着“摩”和“眉”用以互通灵魂的日记。看两个“心碎到一片片地往下落”的远距恋人要生要死的情状，心中冒起的，竟是“幸灾乐祸”的卑鄙情绪。

再来就是：“噢，原来别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惊涛骇浪过后，在侥幸生还者心中泛开的，总是平静的笑意。什么要死要活？徐志摩爱陆小曼爱到那个样子，后来心上还不是有了别人？

访问

我跟各种各样的人做过访问。跟政治人物、雕刻艺人、影星、歌星、大导演、评论人、科学家、作画的、写作的、画漫画的、写诗的、做食物的、设计衣服的、耍杂技的、做生意的，各种各样。

他们之中，有的你还没访问前很想见一见，有的从来就没想过要见面，有的甚至你抗拒见面。可是最终你都见到了他们。想要接触的人之中，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见与不见没什么差别；有的，见了之后希望自己从未见过他们。可是，时间是径直飞行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接触自己想要接触的人是我当记者的动机之一，可是这个诱饵吊起来的惊喜和失望，称起来是重量相当的。通常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采访对象，要嘛他掌握一些特殊的资讯，要嘛他有一定的才能或才华。你选择专访他，他自有他独到之处，最后为他加分或减分的，是他的谈吐和品格。

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长得让你如坐针毡，最后落荒而逃，也可以短得让你感叹时间匆匆，不及饱赏冰山全貌。匆匆一会之后，评论的继续评论，写诗的继续写诗，拍片的继续拍片，可是，这个人从此在另一个心目中留下印迹，或好，或坏。

如果

开了8小时的车之后，我们来到了吉兰丹。路上差点被两辆大车夹扁，但是，在驶上金马仑高原的路上，我们遇上了冷冷的空气和美丽的山川，还停下车跑前去抱了一下。

如果回程的时候我真的“碰”的一声消失，请为我好好爱你自己。

我吓到你了吗？

昨天遇到老杨，他说我脸清清，问我是不是被人欺负，要我多喝点汤。早前遇到黄文慧，她递给我一罐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药材，给我泡水喝补补身。回家时，伯伯买给我一打鸡精，叫我注意调养身体。于是我明白，我的样子很吓人。我问坐我隔壁的同事，你能接受一夜情吗？别误会，我没有要找猛男进补的意思。

浑人混事

我的部落格是最原始的，没有友情链接、没有会动的公仔，没有会提醒你时间不留人的时钟，没有游客人数显示。不是我不要，而是我不会弄这些东西。我不会，因为我懒惰去学。于是，我部落的款就像白饭捞生抽，只有一粒粒的方块字，偶尔心情好时来点图片作配菜。就这样混着过去，一年余。感谢链接我的朋友没有问我“我链你你怎么不链我？”昨天我在F和Z的协助下，终于为羊人部落加了一点小功能。2007年5月24日过后的第一天有66个朋友来这里玩。还有，Z帮我加入了“独立广告联盟”，在这里贴了两个广告。据说，有人点击一下那个康仔&燕婷的结婚广告，我就净赚三分钱；有人从青色的广告那里买一本“独立购”的书，我就赚90仙。没什么，只是为昨天留一个记录。

一本书

有一本书。
有一群人。
下个星期一，
吉隆坡隆雪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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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我跟各种各样的人做过访问。跟政治人物、雕刻艺人、影星、歌星、大导演、评论人、科学家、作画的、写作的、画漫画的、写诗的、做食物的、设计衣服的、耍杂技的、做生意的，各种各样。

他们之中，有的你还没访问前很想见一见，有的从来就没想过要见面，有的甚至你抗拒见面。可是最终你都见到了他们。想要接触的人之中，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见与不见没什么差别；有的，见了之后希望自己从未见过他们。可是，时间是径直飞行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接触自己想要接触的人是我当记者的动机之一，可是这个诱饵吊起来的惊喜和失望，称起来是重量相当的。通常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采访对象，要嘛他掌握一些特殊的资讯，要嘛他有一定的才能或才华。你选择专访他，他自有他独到之处，最后为他加分或减分的，是他的谈吐和品格。

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长得让你如坐针毡，最后落荒而逃，也可以短得让你感叹时间匆匆，不及饱赏冰山全貌。匆匆一会之后，评论的继续评论，写诗的继续写诗，拍片的继续拍片，可是，这个人从此在另一个心目中留下印迹，或好，或坏。

My Fair Lady

我看过一些歌剧，可我真的不懂歌剧有什么好看。如果不是因为350元的免费票，兼星期五无所事事意志消沉，我想我也不会巴巴地跑去看什么歌剧。我们两个穿牛仔裤进场，穿梭在衣香鬓影之间，活像两个外星人。排队进场时被挡在一幅裸露的背部后面，我看着女背上一粒粒的豆豆印，心里想着人们花几百块钱买票看歌剧的理由。后来我看见活像金龟的男士，还有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女婢造型出现的玉女，渐渐地有些明白。

遇见李康生

银幕下的李康生好小，小得好cute。

临时赶去《黑眼圈》的首映礼，中途塞了一段路。在开场前抵达，还来得及买杯popcorn入场。

《黑眼圈》现在在The Curve旁边的Ceineleisure上映。看到吊在木条上的垃圾袋、戴塑料碗和塑料袋当口罩的外劳、在Pudu街上走动的床褥，觉得很玩味。在黑色的湖水和植物人周边，人人都在寻找欲望的出口。

有一些东西，最穷的人也会有。生命因它而生，也因它而富有。

两只耳朵，在公寓

凌晨三点了，楼上的房客仍旧大呼小叫，在更靠近耳边的地方，一把似念经似念新闻的声音在空气中潜行。我醒着，不知是这些声音吵醒了我，还是因为自己醒着，所以听见了这许多声音。

生活了28年，这是我第一次住进公寓。公寓大概是“公共寓所”的简称吧。这类寓所像高高的蛋糕，被切割成一块块，几个人分得一块。我安家的这块蛋糕高六层，我分得的这一块在二楼。蛋糕兀自矗立，没有保安人员看管，有种风烛残年的味道。不知是这个蛋糕够旧够市井，还是纯粹因为保安不严闲人任进，听说这里常成为独立电影的场景。

住公寓跟住平房自然有很大差别了。住平房只有左邻右舍，住公寓则上下左右都有陌生人，上下左右的异动都会钻入耳髓。就说那一天吧，我在房里看书发呆，突然传来一声炒锅的响声，然后是一把尖尖的女声。我以为什么人炒菜时烫伤手，不以为意，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家的女房客拎着新买的炒锅从外头回来时在楼下遇上了攫夺匪，炒锅脱手，叫声跟着脱口。

大部份时候我无法为声音溯源。我听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在晚间的过路人眼中，我不过是作为一盏未熄的灯存在着。路过别的蛋糕时，别人在于我，也是一盏可有可无的灯。公寓，它让人变得渺小，或谦卑。

为什么冬菇要配鸡脚？

那天我们去吃云吞面。我叫了一个冬菇鸡脚云吞面。

同事问：“为什么冬菇一定要配鸡脚呢？”
我说：“因为如果鸡脚没放冬菇就没有冬菇味了。”
同事说：“那冬菇没放鸡脚就没有鸡脚味了。”

是，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延伸下去，如果张爱玲没有配胡兰成，她就没有胡兰成的味道了；如果徐志摩没有配陆小曼，他就没有陆小曼的味道了；如果陈阿始没有配独立新闻在线，她就没有独立的味道了。这道理最简单不过了。

新住客

我一直想为爱车买个芬香剂。可是我去过很多地方都遇不到我要的味道。那天跟阿爱去进货，我提起芬香剂的事。她说芬香剂太浓郁，何不在车上放上一捆鲜花或植物？于是我开始期待玫瑰的出现。14区Giant门口没有玫瑰，那儿有卖仙人掌和花盆的安娣。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女人为买袜子走进超市，最后袜子没买着，倒是衣服和其它拉拉杂杂的东西买了一堆。我就是那个样子的。

后来仙人掌就住进了我的地盘。而我的玫瑰，它还是没有出现。

依约的碎片

我去依约住了几天，喝了依约安娣煮的班旦叶水、依约安娣煲的玉蜀黍，还打破依约安娣的一个杯子。心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离开时依约成了伤心地。

去时我们找到了油棕园里的叫化鸡，看人剥开干泥巴，取出热腾腾的鸡只。叫化鸡上桌时，四双筷子和汤匙们快乐地飞舞。喝了椰花酒的脸，咚咚咚地红了起来。我们举杯，预祝民主胜利，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晚上。

后来我们住进了安娣的家。安娣有一个干净安静的家，安娣也有平易近人的个性，我喜欢安娣和她的家。我认床，通常外宿都难以入眠，可是安娣的家不一样。一天早上菲见我睡得直挺挺的没有声息，还以为我睡死了去。

在东奔西跑、南征北伐的日子里，早上的两粒半生熟蛋和晚上的睡眠是一天最美好的开始和结束。开始和结束之间，充斥了语言暴力、行为暴力，有钱有势的一方，成了主宰真理的一方。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被合理化，我无力阻挡，只能挥笔记录。在强权面前，捉笔的人是渺小的。

那一天，我吃安娣煮的玉蜀黍和班旦叶水当午餐。一个不小心，杯子从桌上掉落，玻璃碎了一地。于是，依约之行最后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画面。我一路听着U2的呐喊一边诅咒猛烈的阳光，恍恍惚惚地回到城市。

给她一分钟

保障女人的安全不是男人的义务，许多男人生来也没有保护女人的天份，但是在吉隆坡这个罪案率偏高的城市，学习在危机潜伏时照顾身边的女性朋友，对稍微有风度和思考能力的男性应该不算太苛刻的要求吧。

送女生回家时，确保女生安全进入家门才离开，是基本的风度（至少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和一些男性朋友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偏偏有一种男生，把你送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任你在危机四伏的境地中拧开栏栅的锁头。

开锁的一分钟时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她可能会被攫夺匪钉上、被色魔看中，第二天登上报章头条。如果你愿意多花一分钟时间看她进入家门后才离开，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纵然她不是你女朋友，没有权利要求你关心她的安危，但是身为朋友的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耗那一分钟的时间去确保她的安全吗？

我遇过把我扔在家门前的男性朋友。想起都会不寒而栗。我也遇过过度关心的男性朋友，他看我入门后还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已经安全进门。你不必细心到这个地步，但至少，给她那区区一分钟的时间。

别低估那一分钟在女人心目中的位置。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和一个对她有好感的男人约会，他看来一切都好，只是送她回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那一刻，她对他的所有幻想宣告破灭。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阿娇的狗狗

那天阳台的衣架特别空闲，阿娇的狗狗冲完凉，跑到衣架上晒太阳。受困太久的黑白熊想说，真是美好的一天呀，最后它没说，因为它的姘头怕它在外面乱吻人乱跟别人说“我爱你”，用针线把它的嘴巴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