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拖出的焦虑

雨多了，转眼竟就到了年尾。29岁的人快变30岁，39岁的人再多一个月就是40岁了。一开始我们都是一年又一年地过，转眼就是十年十年地过了。去年7月开始当新闻记者，一年以后惊觉“周期”的存在：八月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是巫统代表大会。如果我年复一年地当新闻记者，这些日子每年都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周而复始的赶场式生活，我无法想象，以致拒绝想象。

比起一个天天得问乘客“要咖啡还是要茶”的空姐，记者的工作天天都一部电影。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我们见各色各样的人，我们听林林总总的话，我们走向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活在警觉的状态中，每一天，都期待自己写出惊天动地力撼山河的文章。我们活在时针和分针的尖角上，警觉地观测着世态的变化，可是也许正因为我们伏在时间的尖角上，我们感受不到时间它在我们身边流过。总是如此，一晃头，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晃头，一个月过去了；当雨季重临，水灾的气味越来越浓洌，我们才突然惊觉：天呀，又一年了。

就这样，又一年。我无比焦虑。今年的我比去年的我进步了吗？长多一点智慧了吗？活得有意义一点了吗？我一点信心也没有。糟糕的是，我发现我电影的内容在重复当中。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又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巫统代表大会又来了，巫统代表大会又走了。种族主义的言论沉寂一年之后死灰复燃。在野党和公民团体再也喊不出什么新意。我是在前进中还是在原地踏步？我真的活过另一个年头了吗？我在时钟当中打圈徘徊，焦虑无比。

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可是时间却不会因为我顿脚耍脾气而停步让我仔细思考。在我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秒针已经走了一圈又一圈。2006年，我蹉跎了你了吗？我要怎样活出不一样的2007年？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我老了，耗不起时间重复同样的生命内容。怎么办才好？我与生命开始展开赤裸裸的长时间对谈。而时间，它流过。

墨攻。莫攻

因为小粒苹的缘故，我时常都有首映礼的戏票。一部美化兼神化了墨家的戏。开场时觉得刘德华的古装造型很别扭，但是后来我决定原谅导演的选择，或是刘德华过于现代的样子。刘德华的演技有了进步，还有他仍旧是帅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围城之日守卫小小的一座城，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计谋，更重要的是鲜明的原则和足以镇定人心的......类似方向感之类的东西。范冰冰在树林里让刘德华背着的那一幕最让人愤愤不平。可是，那也是整部戏最温暖最真的一幕。是个悲剧。

那时候

玩搬家时，一叠文章从大将书行的袋袋里跑了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它们代表了整个我和《星洲日报》、《学海》度过的懵懂岁月。我永远无法忘记中学时翻看《学海》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那上面的感觉。那时候，世界是美好的。那时候，我以为坏人都离我很远。那时候，我们擅长推心置腹。可是那时候，只能是那时候了。

吹胀

强人步入新建竣的体育馆，观众像接受了指挥一般，立刻狂呼呐喊。一个十万人的体育馆，瞬间变成一个人的秀场；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顷刻浓缩成强人的投影。

那一天，是1998年共和联邦运动会的开幕典礼举行的一天。也是武吉加里尔体育馆正式启用的一天。我和朋友坐在观众席上，随着众人呼喊、高唱国歌，用一种合群的方式来感受自己是个马来西亚人。有那么一刻，我为自己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在一个场合而莫名感动。

巨型荧幕里，强人的身影硕大无朋，他的每一条笑纹，都被放大成一国的成败兴衰；我和朋友的脸，只是数万个小灰点当中的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灰点，渺小得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我和强人之间，隔着整片夜空的距离。

六年后，我却和强人站在同一个台上，有那么一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零。隔年，他又出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们之间，横着一张目无表情的桌子。他是前首相，我是记者，他说话，我录写；我提问，他回答。

他歪歪坐着与记者们一问一答，跟电视里我们看到的一样。又跟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那么不一样。少了荧幕的转介、炫目灯光的照耀、众人欢呼声的烘托，盛气凌人的气息即从强人脸上剥落。在他顽固和稚气未脱的脸上，我想，我看到了落寞和苍凉。

想起六年前那一刻神奇的感动；想起体育馆里激烈的欢呼声；想起荧幕上的巨大投影，我迷茫目眩。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伟大”巨影，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是报章电视长期在我耳目中喂食，伟大的影像在心中自然生成？

强人真是强人、巨人真是巨人吗？温和真是温和、激烈真是激烈吗？最后我判定，我无从判定。我吃的，是媒体喂的；媒体喂我什么，我就只能吃那一些什么。查探虚实，我挑了个笨法子：我当记者，我亲眼看看。你呢？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别尽发呆，小心，我喂着你哩；喂饱了你，你的脑袋就更懒惰走动了。

玩搬家

从那头搬回这头又从这头搬回那头。离开的时候两块三还是两块三。现在跟人家说“两块三那边等”，人家会笑你“你很不update啦，两块三早就变两块八了”。我回来了，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三菜杂饭一盘两块三的17区。赫拉克里特斯故弄玄虚地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个17区。好朋友茶室已经不见踪影，卖云吞面那间茶室变成了一间粉红色的租书店，漆皮掉得七零八落的Happy Mansion终于刷上了新漆，Sentosa的老鼠死了一批又一批，会说中文的mamak档小黑已经不知去向，当年和我们在Sentosa喝小黑的teh tarik谈国事私事的同学成了黄家定的新闻秘书。神奇的是，Shell油站仍旧固执地待在那里。我回到了17区。又回到了17区。

我和他之间

失望比罗里还长

手提电脑从桌上走到床上，又从床上走到桌上，它的主人在闭关赶功课。偶尔抬起头发呆，顺手浏览一下新闻网站，心在《星洲日报》和评论人掀起的浪潮中起伏波动。这是一个动荡的季节，而我，我在赶功课、准备应考。亲爱的媒体朋友、学记朋友们，你们呢？你们又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不由得想。

那一个晚上，年轻朋友穿起写着“反对垄断”的T-恤，点起了蜡烛，唱起了歌。两辆拖格罗里横在他们和《星洲日报》中间，象是一把利刀，切割了两个世界。世界和世界之间，没有情感的河流、理性的隧道，就像《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栏目作者和评论人的思维一样，永远搭不上桥。

这一边的世界，年轻人小心翼翼呵护着烛光，唱起了一首熟悉的歌。他们唱：“我们围起来，我们圈起手，你听不见什么。你知道我在告诉你，我们千万个生命是火种......”一首我认识了超过十年的歌。十年前，我也曾经跟他们一样，呵护着一盏烛光，唱起这首温暖的歌。那时候，身边坐着的，是学记朋友，是用爱相系的兄弟姐妹；那时候，《星洲日报》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不是断爱的拖格罗里。

《星洲日报》用是非原则，培养我成为现在的我，可是当我长大懂事后用是非原则与它辩驳时，它反问我：“你怎能如此待我？你是否别有居心？”如果失望也有长度，我的失望超越了长型罗里的长度，远远地横到了关丹的海滩。

五年前，我从温暖的爱中惊醒、从围起的圈子中挣脱自己；五年后的今天，我等待着有这么一朝，重又把你们围起。歌儿是这样唱的：“一个燃烧的生命是个火种，一个炯亮的眼神是烈焰，我们要我们要捉紧那一把火炬，燃烧熊熊的火；我们要我们要捉紧那一把火炬，唱出我们的歌。”一个燃烧的生命是个火种，反垄断的火焰，终将烧出熊熊烈火，那一天到来时，我们会在火光中，唱出属于我们的歌。

我在忧虑中书写，亲爱的媒体朋友、学记朋友们，你们在做着什么想着什么呢？

一定duck！---- 送给反垄断的人们

《一定得》
詞:謝立文
唱：麦太


一定得！一定得！多勞實會得！唏！
人肥就更加要醒目。
多勞多得，多勞多得，多勞多得，搏命做！
人窮就更加要醒目。
要用兩手搏命咁lar，lar 住碌木！唏！
人窮就更加要谷盡。
多勞多得，多勞多得，多勞多得，搏命捱！
人肥就更加要谷實。
要用兩手搏命咁lin，lin 實碌木！唏！
唔怕輸，唔怕瘀，
人肥就搏命跑，人窮就搏命爬，
唔怕苦，唔怕死，
為餐晏，為了個家頂硬上！唏！
一二三四五六七......
谷實個手瓜，操硬個腳瓜！
星期一到星期七......
見步上步，憑我腳瓜！運─勁─上！

缺题

从来不曾想你想那么久。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高大结实；你肤色黝黑；你总是压低声量说话；你总是走到走廊一角吞云吐雾；你像所有23岁的男生一样，对前途茫然无措。

我还知道你一直喜欢着一个女生，并且求爱失败；我知道你在家里长期当厅长；我知道你不喜欢图样设计的工作；我知道你华语说得很烂。我还知道哪些关于你呢？

离开旧公司后，我们便不再见面。上一回你在电话中说，新东家福利理想，你身心愉快，我为你开心了半分钟。“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肯定这么说了。我总是这么说。

当初计划离开时，你说你并不喜欢图样设计，打算转行跟朋友一起搞手机批发，可是最后你还是转回老本行，重捉滑鼠在电脑屏幕上作画。我想，你对键盘和滑鼠谈不上喜欢也够不上厌恶，际遇把你带到了电脑前，你便随手按下椅子坐定。

“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要从事的行业。”你一定这么想。你才23岁，谁会忍心拴绑你呢？人生漫漫长，23岁，还早着，要看到大路，恐怕还得兜转几个弯呢。

那一天，全国发生了787宗车祸，29人魂断虎口。路上天天有人死，报章上的死亡数字全无意义。可是，那天你竟一声招呼也不打，就径自去凑数了。等待你摸索的未来，顷刻消散得无影无踪。现实让你太累吗？怎么还没有活出一个所以然来，你就放弃前行？

你离开旧公司前，我们都说，哪天有空大家约出来见面吧。结果那天以后，旧同事们都从未约你出来见面。后来累积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些话通常是敷衍话，当不得真。道别时，用心一点好，很多的暂别，其实便是永别。

这种人！

有一种人等到要考试才来赶功课，闭关赶货还不知死活地blogging、发呆、睡觉。告诉你，这种人无可救药死不足惜。省下吧，同情心。我已经对这种人彻底失望。

美错

我是错过了
但也因此看见了
网络媒体的美

宏祥迪澎郭史
凌风凯斌
谢谢你们今夜的
努力

烛光很美
人很美
心很美

错过，也很美。

今晚我们会见面吗？

“來自檳城理大、雪隆區馬大與博大，以及新山工大的大專生們連同社會人士將在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晚間7時至10時於吉隆坡星洲日報總社、檳城星洲日報辦事處以及新山星洲日報辦事處，同步進行「反對媒體壟斷」和平請願。”

如果今晚你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前看见我了，就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声嗨吧。

我鄙视你

前面的司机很自然地，挥一挥手，把塑胶袋从窗子里丢了出来。塑胶袋随风飘飘，轻轻落地，着急的人再怎么着急也无法力挽狂澜。

从来不曾认真思考垃圾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室友很认真地问我：“你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我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这是从没想过的问题呵，想了想，应该是没有吧。室友又问了：“那你能接受一个会乱丢垃圾的人做你的朋友吗？”

“一个会随处乱丢垃圾的朋友”，那么平凡的一串句子，却又那么怪味。你能接受一个随手把垃圾丢在地上的朋友吗？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认真思考起来，还真的不能。

也不是没有突然想贪方便随手丢垃圾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想要这么做，沉重的罪恶感都会把这种歪念头击沉。正因为曾亲身体验这么做会有多难，所以不敢想象自己的朋友可以面不改色地乱丢垃圾。

室友告诉我，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写作人把随手丢垃圾当作是一件很酷的事来写。你能想象吗，世界上竟然有人随手乱丢垃圾后得意洋洋，当是一件酷事为文特书，什么心态嘛？如果我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了，我想我是真的轻蔑她了。

不乱丢垃圾是教育培养我的习惯，尊重周边的环境是别人用身体语言告诉我的。中五那一年的关丹的直拉丁海滩，人人都在嬉戏玩闹，两个澳洲人却顶着太阳提着垃圾袋在海岸上拾垃圾。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沙滩很美。”他们说。

后来我在香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口看见一个清洁阿婶用小铲子剔除粘在地上的垃圾，那么认真、那么细心、那么专注，仿佛全宇宙的焦点都在那一小块垃圾上。我为之目眩。生平第二次，我被处理垃圾的人感动了。

我知道，我还会看到很多个从窗口飞出的塑胶袋、糖果纸、面纸。也许车里的人以为这样很酷，但是若他们看一下望后镜，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副鄙夷的表情。

喊

我开着车，焦躁地寻找一个地方。“山。”是的，我期待一座山。可是，山，你怎么就像《城堡》里的城堡那么遥远？我还在思虑，焦虑和压迫感便已挣脱我的脑袋冲口而出。车内响起一声叫喊声。

生命承载太多叹息和重量，很多叹息和重量无从用言辞来释解，你需要的，只是一次尽情的呐喊。可是，耳朵在四面八方的墙上紧紧贴着；山上也总是人影憧憧，世界很大，却容不下一声呐喊。

后来我发现，车是真正意义的独处空间。唯有在一辆只装着你一个人的车上，你可以尽情呐喊、尽情哭泣、尽情怒骂，无须担忧隔墙的耳朵、不必顾忌吵着别人，当然，更不必担心别人以为你发神经。

车是流动的独处空间，开着车呐喊比起在闭塞的隔音冷气房内呐喊，更具宣泄的质感，因为你诅咒的对象----那个让你呐喊、惹你生气、害你发神经的世界呀世界，它就在你的身边转动。

呐喊会化身不同的形象出现，比如唱卡拉OK。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唱K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呐喊的需要。没有K唱的日子，我们几个偶尔即兴地学那些没事耍酷的烂漫青年，在联邦大道上一边“飚车”一边迎风飚歌，一边，大声对路过的车辆说“嗨”，满足自己疯癫痴狂的需要。

无论呐喊的花样多么炫目，一座临谷的山还是令人期待的。呐喊是一项掏空内心的杂质的大工程，心和山谷，彼此转换角色，沉甸甸的心掏空自己填补山谷，待虚空山谷填满之后，心就变成一个山谷了。别小看了呐喊，心重了，你就喊吧！

请不要误导我爸爸

我的爸爸看报纸很勤，一份报纸可以由头看到尾再由尾看到头。

可能是厚度的关系，也可能是习惯的关系，还可能是迷信第一大报的声誉，他选择看《星洲日报》。

报纸的文字是他的信仰。报纸的评论人和记者写的都是正确的，第一大报尤是。他这么相信着。“《星洲日报》说你们网络媒体都是乱来的。”“《星洲日报》分析说黄家定才适合当总会长。”“《星洲日报》说......”《星洲日报》没写的，他当然全当没发生过。

数天前翻开《星洲日报》，看见堂堂《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言之凿凿地说：“张晓卿控制的报纸会不会从此就改变中文报的角色？绝然不会！”

她还说：“不要忘记在这4家报社还有很忠於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他们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任何人想危害华社利益，企图以私欲违反新闻操作都不容易。新闻从业员的防线，再加上广大读者的监督，不可能容许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为所欲为。”我只觉得，那一天的汗，流得特别多。

堂堂一报总编辑，叶宁不去分析张晓卿和马华公会手牵手一同走之后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张晓卿掌控马来西亚超过三分一华人的知情权之后极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还罢了，真的，还罢了，可是亏她还说“四家报社还有很忠于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一番令人冒汗的话，报人的堕落，该从何说起？

作为总编辑，她应该比我一个小记者更清楚，言论封锁和媒体“靠边站”（当然是靠向有权有势的这一边，不会是人民这一边）不是未来的事、不是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会发生的事，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实。

看看蔡锐明去年竞选马华公会总会长时四大报的报道和评论、看看《星洲日报》报道“增建两所华小”、ASLI报告的新闻、看看“边缘论”的收场、看看“血腥星期天”的报道还有看看眼前四报处理张晓卿收购南洋的新闻，再跟《东方日报》或网络新闻作个比较，你就不难看出叶宁口中“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秉持新闻从业员“崇高的原则和理想”鞠躬尽瘁地奉承掌权派。

天呀，叶宁小姐，垄断以前，报纸和报人已经靠得这么边了，垄断之后，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会扭曲成什么样子！

今天翻开《星洲日报》，我又为爸爸担忧。有个自称从台湾嫁过来的读者，名叫“王宝珠”的，在闻名遐迩的“沟通平台”一栏写道：“看着这些人骂了五年，心中难免会想：那些一直骂张晓卿的人居心何在？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不是恐怕中文报强大起来？当华人喉舌没有力量了，谁来传达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谁来延续华人生活文化？”

王宝珠呀王宝珠，政商勾结产生的畸形“团结”，岂非破坏多于建设？还有还有，你怕什么华人喉舌失去力量？你文中提及抨击张晓卿的“网络”，我奇怪你怎么没看到网络媒体写说有个叫林昌和的，还有一个叫林源德都抢着要买南洋。为什么只有张晓卿可以买，别人有钱便不能买？如果我是你，而你又跟大家一样长着一颗脑袋，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上报沟通，反倒会在家里自己先用脑想一想了。

你大概跟我老爸一样，是个大报的信徒，可是我爸爸不会上网，上学也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大众传媒是他的学堂，因此我可以理解他迷信大报的心理。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个会上网、会观察各大媒体、会书写投稿的人，因此我想我必须对你有更高一点的要求（我本来还懒得理你，可是你知道吗，我那迷信报纸的爸爸可能已经拜读你的大作此刻正把你的想法和叶宁的“分析”串合起来了）。

我不是开玩笑，拜托你们，第一大报尽忠职守的高层报人和第一大报忠于君国的撰稿人，别再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误导我爸爸了！

世界尽头的手机铃声

每次回乡，我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手机背面。

回乡，是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路的两旁，是青绿的橡胶树。天曾经坐着残旧的巴士摇摇晃晃地来到这里，丢下一句话。他说，这里就像世界尽头。

我来自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一个手机线路到不了的地方。当然，最初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手机和手机线路这一回事。后来我们看着手机诞生、成长，成为手机成长的时代见证人。

手机开始时作为画面，生息在电影里。电影里威风八面的“大哥大”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除了市面上五颜六色的“大哥大”水壶。初中三时，在首都工作的爸爸买了一台老老实实的“大哥大”，议论声随即四起。人们看不出爸爸有购买手机的必要，节俭朴实的伯伯还一直唠叨，说爸爸“不生性”，追潮流、乱花钱。

后来我的第一款手机是伯伯逼着我买的。那是在我的大学第一年。那一年手机还不多，因此时常成为朋友闲来把玩的物件。可是很快的，第二年半数的朋友都已拥有手机、第三年几乎已经人手一机。毕业后工作第一年，没有手机已经成为荒诞事。

短短数年时间，手机攻克了我们的生活。它，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没有手机，日子过得特别长；心灵特别虚空；世界特别窄小。我们已经无法回复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村子里一直没有手机线路。村子里的日子，悠悠长长的，可是人们从来不曾感觉虚空，就算是呆坐木板凳一整天，人们还是感觉温实饱满。七月间，攻城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某一手机线路通到了世界尽头，手机和手机卡在大街摊档上招摇。

乡亲父老出门时，口袋里暗藏着手机，像藏着一个让他欣喜无比的秘密。

第一声手机铃声响起时，我多么希望，人类从未发明手机。

沧海一树

窗前有一颗树，我们一直以为它是颗芒果树，直到有一天那上面长出了红毛丹。

红红的红毛丹挂满树的时候，房子跟着快乐起来。举目望去，鲜活的红色在树上热烈地生息着。我们在窗前观赏赞叹，想象红色壳里饱满的白肉，直到鲜红色换上了暗红色，暗红色枯萎成深褐色。

窗外的红毛丹，那么近，又那么远。站在露台上，我们的手臂只须再长出两只手的长度，那红即随手可摘。可是在手臂长出两只手的长度之前。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红色变暗，暗色调零，一季复一季。

红毛丹树旁，我们的房间。你的书、电影和音乐，为我的生命浇水施肥。我们偶尔在夜里发疯，跟着Weezer的歌声跳起只有我们才会欣赏的舞步；让Radiohead、Tom Waits他们唱歌，制造世界末将至的伤感；谈疑惑人的命题谈爱情谈人谈书谈电影八卦别人的私生活，一路谈到凌晨四点钟睡倒在床上嘴巴仍念念有词。

那一年，我们买了同款的背包。我们背它们去马六甲、去泰国、去国家公园。我们坐着你那或我那老爷车，去找电影、找摇滚乐、找书、找感动。我们在课堂与课堂之间舞舞舞，翻转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涯。

夜了。红毛丹树在漆黑的夜里像只会沙沙叫的魔鬼。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没有多去望它一眼，记不起它是否还会在结果的季节结出红红的果实。今年的红毛丹树会红吗？我离开以后也许它就自动变回芒果树，回复到四年多前的样子了。

悲母校

马来亚大学，我的母校，也许也是你的母校。中学时傻傻地被马大人的文字骗倒，以为那是一所涵养深厚的性格派大学，一心只想踏入这所大学的校门。报到的那一天，荣耀感伴随我从校园大门走向第四宿舍。可是很快的，我知道那只是一个骗局。如果这个没落的皇朝还可以让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便是偶尔可以在校园内看见佐摩王子宏伟而又飘逸的身影，跟他说声：“你好棒，我好想上你的课！”王子离开以后，我看见一个皇朝的瓦解崩溃。全球192的名次，是实情，还是高估过誉？我的猜测只有两项。

裸体和橙

“你们不介意吧，就算你们介意我也没有办法，身体辛苦了一整天，我要让它放松一下。”瑞典安娣说。

我和另一个女的客气地说声“没关系”，这个受刑一天的瑞典安娣就在我们面前老实不客气地脱去身上的衣服。我看了一眼她赤裸的上身，眼睛移回书页上，没去进一步见证她是否一丝不挂。

在瑞典的经济旅舍醒来的那个早上，眼睛在共用的洗澡间里遇到另两个瑞典裸女。她们在没有门的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谈话，像两只未长羽毛的小鸟，啾啾叫着在夏天的雨中淋浴。眼睛跟裸体打招呼时禁不住失望：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眼镜期待着一些类似“震撼”或“震惊”的感觉，可是没有。裸体在于瑞典女人，自然得就像我们冲凉习惯关门一样，让我这种假扮君子的荒蛮人不得不相信，裸体的画面纯粹是自然界的构图。

臃肿的瑞典安娣睡在我的头上，鼾声此起彼落。我和她和一名在芬兰念大学的瑞典女生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共度一个无惊无险的晚上（算来惊险事也还有一桩，凌晨不知何时何刻安娣的一袋不知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砸醒了睡在她床下的我）。

睡前收拾行李时我摸出了一粒让我相当为难的橙。这粒橙跟着我从赫尔辛基飘洋过海16小时来到瑞典，又跟着我回到航向赫尔辛基的海路上。我问安娣是不是要让橙跟她去，她说好好好，开车去俄罗斯的路上正好吃它。可是第二天醒来临走前，她却把它忘在小桌子上。

这粒橙是在酒店的自助早餐中“偷”的。想着在早餐过后吃它，可是早餐过后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吃它。陪我游玩了一趟瑞典之后，最后它又回到了酒店里。剖开它的外衣吃起它的时候，它成了至今我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一粒橙。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翻找记忆，寻来觅去，只找到了三幅裸体，和一粒橙。

你的样子

昨天谁看见月亮了？
昨天的月亮是圆是扁是亮是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