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题

从来不曾想你想那么久。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高大结实；你肤色黝黑；你总是压低声量说话；你总是走到走廊一角吞云吐雾；你像所有23岁的男生一样，对前途茫然无措。

我还知道你一直喜欢着一个女生，并且求爱失败；我知道你在家里长期当厅长；我知道你不喜欢图样设计的工作；我知道你华语说得很烂。我还知道哪些关于你呢？

离开旧公司后，我们便不再见面。上一回你在电话中说，新东家福利理想，你身心愉快，我为你开心了半分钟。“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肯定这么说了。我总是这么说。

当初计划离开时，你说你并不喜欢图样设计，打算转行跟朋友一起搞手机批发，可是最后你还是转回老本行，重捉滑鼠在电脑屏幕上作画。我想，你对键盘和滑鼠谈不上喜欢也够不上厌恶，际遇把你带到了电脑前，你便随手按下椅子坐定。

“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要从事的行业。”你一定这么想。你才23岁，谁会忍心拴绑你呢？人生漫漫长，23岁，还早着，要看到大路，恐怕还得兜转几个弯呢。

那一天，全国发生了787宗车祸，29人魂断虎口。路上天天有人死，报章上的死亡数字全无意义。可是，那天你竟一声招呼也不打，就径自去凑数了。等待你摸索的未来，顷刻消散得无影无踪。现实让你太累吗？怎么还没有活出一个所以然来，你就放弃前行？

你离开旧公司前，我们都说，哪天有空大家约出来见面吧。结果那天以后，旧同事们都从未约你出来见面。后来累积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些话通常是敷衍话，当不得真。道别时，用心一点好，很多的暂别，其实便是永别。

这种人！

有一种人等到要考试才来赶功课，闭关赶货还不知死活地blogging、发呆、睡觉。告诉你，这种人无可救药死不足惜。省下吧，同情心。我已经对这种人彻底失望。

美错

我是错过了
但也因此看见了
网络媒体的美

宏祥迪澎郭史
凌风凯斌
谢谢你们今夜的
努力

烛光很美
人很美
心很美

错过，也很美。

今晚我们会见面吗？

“來自檳城理大、雪隆區馬大與博大，以及新山工大的大專生們連同社會人士將在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晚間7時至10時於吉隆坡星洲日報總社、檳城星洲日報辦事處以及新山星洲日報辦事處，同步進行「反對媒體壟斷」和平請願。”

如果今晚你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前看见我了，就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声嗨吧。

我鄙视你

前面的司机很自然地，挥一挥手，把塑胶袋从窗子里丢了出来。塑胶袋随风飘飘，轻轻落地，着急的人再怎么着急也无法力挽狂澜。

从来不曾认真思考垃圾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室友很认真地问我：“你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我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这是从没想过的问题呵，想了想，应该是没有吧。室友又问了：“那你能接受一个会乱丢垃圾的人做你的朋友吗？”

“一个会随处乱丢垃圾的朋友”，那么平凡的一串句子，却又那么怪味。你能接受一个随手把垃圾丢在地上的朋友吗？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认真思考起来，还真的不能。

也不是没有突然想贪方便随手丢垃圾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想要这么做，沉重的罪恶感都会把这种歪念头击沉。正因为曾亲身体验这么做会有多难，所以不敢想象自己的朋友可以面不改色地乱丢垃圾。

室友告诉我，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写作人把随手丢垃圾当作是一件很酷的事来写。你能想象吗，世界上竟然有人随手乱丢垃圾后得意洋洋，当是一件酷事为文特书，什么心态嘛？如果我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了，我想我是真的轻蔑她了。

不乱丢垃圾是教育培养我的习惯，尊重周边的环境是别人用身体语言告诉我的。中五那一年的关丹的直拉丁海滩，人人都在嬉戏玩闹，两个澳洲人却顶着太阳提着垃圾袋在海岸上拾垃圾。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沙滩很美。”他们说。

后来我在香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口看见一个清洁阿婶用小铲子剔除粘在地上的垃圾，那么认真、那么细心、那么专注，仿佛全宇宙的焦点都在那一小块垃圾上。我为之目眩。生平第二次，我被处理垃圾的人感动了。

我知道，我还会看到很多个从窗口飞出的塑胶袋、糖果纸、面纸。也许车里的人以为这样很酷，但是若他们看一下望后镜，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副鄙夷的表情。

喊

我开着车，焦躁地寻找一个地方。“山。”是的，我期待一座山。可是，山，你怎么就像《城堡》里的城堡那么遥远？我还在思虑，焦虑和压迫感便已挣脱我的脑袋冲口而出。车内响起一声叫喊声。

生命承载太多叹息和重量，很多叹息和重量无从用言辞来释解，你需要的，只是一次尽情的呐喊。可是，耳朵在四面八方的墙上紧紧贴着；山上也总是人影憧憧，世界很大，却容不下一声呐喊。

后来我发现，车是真正意义的独处空间。唯有在一辆只装着你一个人的车上，你可以尽情呐喊、尽情哭泣、尽情怒骂，无须担忧隔墙的耳朵、不必顾忌吵着别人，当然，更不必担心别人以为你发神经。

车是流动的独处空间，开着车呐喊比起在闭塞的隔音冷气房内呐喊，更具宣泄的质感，因为你诅咒的对象----那个让你呐喊、惹你生气、害你发神经的世界呀世界，它就在你的身边转动。

呐喊会化身不同的形象出现，比如唱卡拉OK。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唱K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呐喊的需要。没有K唱的日子，我们几个偶尔即兴地学那些没事耍酷的烂漫青年，在联邦大道上一边“飚车”一边迎风飚歌，一边，大声对路过的车辆说“嗨”，满足自己疯癫痴狂的需要。

无论呐喊的花样多么炫目，一座临谷的山还是令人期待的。呐喊是一项掏空内心的杂质的大工程，心和山谷，彼此转换角色，沉甸甸的心掏空自己填补山谷，待虚空山谷填满之后，心就变成一个山谷了。别小看了呐喊，心重了，你就喊吧！

请不要误导我爸爸

我的爸爸看报纸很勤，一份报纸可以由头看到尾再由尾看到头。

可能是厚度的关系，也可能是习惯的关系，还可能是迷信第一大报的声誉，他选择看《星洲日报》。

报纸的文字是他的信仰。报纸的评论人和记者写的都是正确的，第一大报尤是。他这么相信着。“《星洲日报》说你们网络媒体都是乱来的。”“《星洲日报》分析说黄家定才适合当总会长。”“《星洲日报》说......”《星洲日报》没写的，他当然全当没发生过。

数天前翻开《星洲日报》，看见堂堂《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言之凿凿地说：“张晓卿控制的报纸会不会从此就改变中文报的角色？绝然不会！”

她还说：“不要忘记在这4家报社还有很忠於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他们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任何人想危害华社利益，企图以私欲违反新闻操作都不容易。新闻从业员的防线，再加上广大读者的监督，不可能容许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为所欲为。”我只觉得，那一天的汗，流得特别多。

堂堂一报总编辑，叶宁不去分析张晓卿和马华公会手牵手一同走之后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张晓卿掌控马来西亚超过三分一华人的知情权之后极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还罢了，真的，还罢了，可是亏她还说“四家报社还有很忠于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一番令人冒汗的话，报人的堕落，该从何说起？

作为总编辑，她应该比我一个小记者更清楚，言论封锁和媒体“靠边站”（当然是靠向有权有势的这一边，不会是人民这一边）不是未来的事、不是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会发生的事，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实。

看看蔡锐明去年竞选马华公会总会长时四大报的报道和评论、看看《星洲日报》报道“增建两所华小”、ASLI报告的新闻、看看“边缘论”的收场、看看“血腥星期天”的报道还有看看眼前四报处理张晓卿收购南洋的新闻，再跟《东方日报》或网络新闻作个比较，你就不难看出叶宁口中“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秉持新闻从业员“崇高的原则和理想”鞠躬尽瘁地奉承掌权派。

天呀，叶宁小姐，垄断以前，报纸和报人已经靠得这么边了，垄断之后，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会扭曲成什么样子！

今天翻开《星洲日报》，我又为爸爸担忧。有个自称从台湾嫁过来的读者，名叫“王宝珠”的，在闻名遐迩的“沟通平台”一栏写道：“看着这些人骂了五年，心中难免会想：那些一直骂张晓卿的人居心何在？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不是恐怕中文报强大起来？当华人喉舌没有力量了，谁来传达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谁来延续华人生活文化？”

王宝珠呀王宝珠，政商勾结产生的畸形“团结”，岂非破坏多于建设？还有还有，你怕什么华人喉舌失去力量？你文中提及抨击张晓卿的“网络”，我奇怪你怎么没看到网络媒体写说有个叫林昌和的，还有一个叫林源德都抢着要买南洋。为什么只有张晓卿可以买，别人有钱便不能买？如果我是你，而你又跟大家一样长着一颗脑袋，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上报沟通，反倒会在家里自己先用脑想一想了。

你大概跟我老爸一样，是个大报的信徒，可是我爸爸不会上网，上学也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大众传媒是他的学堂，因此我可以理解他迷信大报的心理。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个会上网、会观察各大媒体、会书写投稿的人，因此我想我必须对你有更高一点的要求（我本来还懒得理你，可是你知道吗，我那迷信报纸的爸爸可能已经拜读你的大作此刻正把你的想法和叶宁的“分析”串合起来了）。

我不是开玩笑，拜托你们，第一大报尽忠职守的高层报人和第一大报忠于君国的撰稿人，别再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误导我爸爸了！

世界尽头的手机铃声

每次回乡，我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手机背面。

回乡，是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路的两旁，是青绿的橡胶树。天曾经坐着残旧的巴士摇摇晃晃地来到这里，丢下一句话。他说，这里就像世界尽头。

我来自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一个手机线路到不了的地方。当然，最初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手机和手机线路这一回事。后来我们看着手机诞生、成长，成为手机成长的时代见证人。

手机开始时作为画面，生息在电影里。电影里威风八面的“大哥大”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除了市面上五颜六色的“大哥大”水壶。初中三时，在首都工作的爸爸买了一台老老实实的“大哥大”，议论声随即四起。人们看不出爸爸有购买手机的必要，节俭朴实的伯伯还一直唠叨，说爸爸“不生性”，追潮流、乱花钱。

后来我的第一款手机是伯伯逼着我买的。那是在我的大学第一年。那一年手机还不多，因此时常成为朋友闲来把玩的物件。可是很快的，第二年半数的朋友都已拥有手机、第三年几乎已经人手一机。毕业后工作第一年，没有手机已经成为荒诞事。

短短数年时间，手机攻克了我们的生活。它，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没有手机，日子过得特别长；心灵特别虚空；世界特别窄小。我们已经无法回复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村子里一直没有手机线路。村子里的日子，悠悠长长的，可是人们从来不曾感觉虚空，就算是呆坐木板凳一整天，人们还是感觉温实饱满。七月间，攻城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某一手机线路通到了世界尽头，手机和手机卡在大街摊档上招摇。

乡亲父老出门时，口袋里暗藏着手机，像藏着一个让他欣喜无比的秘密。

第一声手机铃声响起时，我多么希望，人类从未发明手机。

沧海一树

窗前有一颗树，我们一直以为它是颗芒果树，直到有一天那上面长出了红毛丹。

红红的红毛丹挂满树的时候，房子跟着快乐起来。举目望去，鲜活的红色在树上热烈地生息着。我们在窗前观赏赞叹，想象红色壳里饱满的白肉，直到鲜红色换上了暗红色，暗红色枯萎成深褐色。

窗外的红毛丹，那么近，又那么远。站在露台上，我们的手臂只须再长出两只手的长度，那红即随手可摘。可是在手臂长出两只手的长度之前。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红色变暗，暗色调零，一季复一季。

红毛丹树旁，我们的房间。你的书、电影和音乐，为我的生命浇水施肥。我们偶尔在夜里发疯，跟着Weezer的歌声跳起只有我们才会欣赏的舞步；让Radiohead、Tom Waits他们唱歌，制造世界末将至的伤感；谈疑惑人的命题谈爱情谈人谈书谈电影八卦别人的私生活，一路谈到凌晨四点钟睡倒在床上嘴巴仍念念有词。

那一年，我们买了同款的背包。我们背它们去马六甲、去泰国、去国家公园。我们坐着你那或我那老爷车，去找电影、找摇滚乐、找书、找感动。我们在课堂与课堂之间舞舞舞，翻转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涯。

夜了。红毛丹树在漆黑的夜里像只会沙沙叫的魔鬼。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没有多去望它一眼，记不起它是否还会在结果的季节结出红红的果实。今年的红毛丹树会红吗？我离开以后也许它就自动变回芒果树，回复到四年多前的样子了。

悲母校

马来亚大学，我的母校，也许也是你的母校。中学时傻傻地被马大人的文字骗倒，以为那是一所涵养深厚的性格派大学，一心只想踏入这所大学的校门。报到的那一天，荣耀感伴随我从校园大门走向第四宿舍。可是很快的，我知道那只是一个骗局。如果这个没落的皇朝还可以让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便是偶尔可以在校园内看见佐摩王子宏伟而又飘逸的身影，跟他说声：“你好棒，我好想上你的课！”王子离开以后，我看见一个皇朝的瓦解崩溃。全球192的名次，是实情，还是高估过誉？我的猜测只有两项。

裸体和橙

“你们不介意吧，就算你们介意我也没有办法，身体辛苦了一整天，我要让它放松一下。”瑞典安娣说。

我和另一个女的客气地说声“没关系”，这个受刑一天的瑞典安娣就在我们面前老实不客气地脱去身上的衣服。我看了一眼她赤裸的上身，眼睛移回书页上，没去进一步见证她是否一丝不挂。

在瑞典的经济旅舍醒来的那个早上，眼睛在共用的洗澡间里遇到另两个瑞典裸女。她们在没有门的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谈话，像两只未长羽毛的小鸟，啾啾叫着在夏天的雨中淋浴。眼睛跟裸体打招呼时禁不住失望：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眼镜期待着一些类似“震撼”或“震惊”的感觉，可是没有。裸体在于瑞典女人，自然得就像我们冲凉习惯关门一样，让我这种假扮君子的荒蛮人不得不相信，裸体的画面纯粹是自然界的构图。

臃肿的瑞典安娣睡在我的头上，鼾声此起彼落。我和她和一名在芬兰念大学的瑞典女生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共度一个无惊无险的晚上（算来惊险事也还有一桩，凌晨不知何时何刻安娣的一袋不知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砸醒了睡在她床下的我）。

睡前收拾行李时我摸出了一粒让我相当为难的橙。这粒橙跟着我从赫尔辛基飘洋过海16小时来到瑞典，又跟着我回到航向赫尔辛基的海路上。我问安娣是不是要让橙跟她去，她说好好好，开车去俄罗斯的路上正好吃它。可是第二天醒来临走前，她却把它忘在小桌子上。

这粒橙是在酒店的自助早餐中“偷”的。想着在早餐过后吃它，可是早餐过后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吃它。陪我游玩了一趟瑞典之后，最后它又回到了酒店里。剖开它的外衣吃起它的时候，它成了至今我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一粒橙。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翻找记忆，寻来觅去，只找到了三幅裸体，和一粒橙。

你的样子

昨天谁看见月亮了？
昨天的月亮是圆是扁是亮是暗？

神经病

窗外下起雨啦，世界剩下我一个人。
矿泉水剩下一小口。我生命的泉源开始枯竭。
块二钱只能买到明天以后的12个小时。空空的杯子告诉我我要活过今晚得离开幸福的幻觉动手为自己烧水。
我接了一单叫“陪病”的生意，改写程序，下了一点苦功让自己生起病来。
成功以后算命的高人跟我说，昨天和明天都太遥远，你要赶紧想办法活过今天。
我要烧开一壶水，务必烧开一壶水。

亲亲亲爱的美女，生日快乐

天边飘来一旧云。大波士在尘土飞扬的房间里学习堕落。一粒苹果在日本餐厅里打转。乌女饮血之后无限满足。呃，好饱。祝生日的人生日快乐，人财两得。

好当不当

离开吧，离开吧，众人一直在我耳边念叨。我在荆棘中跋涉，让脚步声盖过咒语般的念叨声，径直往前走。偶一回头，景观尽是众人的唏嘘与不舍。有那么一刻，我瞥见他们手中紧握的线头......

对我的家人来说，我当上记者，是家里一个不小的悲剧。我是那种小时了了的物种，从小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长大。纵然长大后应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预言，众人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我的“辉煌时代”。大家以为，我长大后会成为医生、律师，再不然就科学家、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不济”到会去当记者跑新闻。

决定闯关时，养育我的伯伯问了又问：“当记者好吗？”爸爸不停说着别人家的故事，说别人的女儿如何如何“本事”。左邻右舍和亲戚听了，也都说：“世道不好，就先做做，骑牛找马吧。”一阵阵心碎的声音，几乎撕裂我的记者梦。

望女成凤的梦想破灭以后，伯伯给我的，不是叹息声和埋怨声，而是掌声和鼓励。《东方日报》是我的第一个雇主，家乡无人代理《东方日报》，伯伯于是逮住每周我文章刊出的那一天搭巴士到半小时外的小镇买一份《东方日报》，珍藏我的作品，朋友到访时骄傲地展示一番。

我如斯感动，也如斯惭愧。既然文章见报让家人引以为豪，为何这选择始终无法让他们释怀？要到何时，我们才终于建立起新闻从业员的声誉地位，让爱我们的人不必产生这种“自豪而又惋惜”的矛盾心理？

人是自私的，人们知道新闻担当上传下达的重任，该由文笔、思考能力、批判能力俱佳的人撰写，可是当符合资格的人恰恰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就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投身新闻界了。

谁不想自己所爱的人好？新闻界乌烟瘴气，记者前（钱）途茫茫，因此，眼见自己所爱的人投身其中，“想要拉他一把”的念头，自自然然地产生。局内人身处荆棘，背后尚且还有众人热情的召唤，该当如何奋力向前？

纵然我是背负抱负而来的，有时竟也迷茫了．．．．．

就等时间慢慢流过

等待时间流过。在阳光普照的广场上，书写。一个黑人走过来问，“嗨，你是日本人吗？”，摇头，“你忙吗？”是，忙。忙着等待时间流过。

电车走过，人，走过。风吹得树叶沙沙直叫。阳光抵消了一些寒意，端坐长椅的热带动物还是觉得冷，手指靠书写的动作驱寒。

背后一个叫阿力西的西装男人，歪着45度的头，呆成一座塑像，鸽子在他脚边觅食、扑翼。广场边的火车总站，像巨型摆设甚于公共交通设施。

人们说赫尔辛基是座沉闷的城市，人和建筑物都过于整齐朴素。这里确是冰冷冰冷的，就算好几个国际会议几乎同时间在这里举行，街道并没有因此而热闹起来。张扬的布条、宣传的口号、突兀的设置，皆觅不着落脚的地方。

建筑物里外的人，似乎都安逸宁定得找不到非激烈不可的理由。在这个平静的海岸城市，一切干扰平静的举动在发作之前似乎都不由得自惭形愧，暗自留守边疆。海风轻吹的港口边，只有跟蓝天和白云同色的芬兰国旗，静静飘摇，轻轻爱抚每个受蓝天和白云眷顾的人。

坐在海边的石礅上，看船开过、人走过，听海风吹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坐在火车站边的广场上，看鸽子飞过、人走过，听轻风吹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走在通往教堂的街道上，看路人溜狗、脚车行过，听车声飘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等待时间慢慢流过，我游玩赫尔辛基的方式。

消失

你道别的方式如此荒谬
人和面纸都停不住笑。
过度的笑声引发脑震荡
醒来后竟想不起
做过的梦，
是一场美梦，还是一场恶梦。
也许我只是，只是不小心走入电影院
看了一场Michael Haneke的电影。
是吗，Michael？

吃

如果我住在赫尔辛基，我一定每天为吃而烦了。我爱吃鱼，第一次在码头边的市集吃到三文鱼和煎炸小鱼，开心得对着碟子直笑。可是，想不到幸福出发点也竟是幸福的终结点，吃了半盘十欧元的鱼儿之后，我开始厌恶赫尔辛基的鱼，还有吃后残余在嘴边的腥味。

那之后的鱼餐，都是恶梦的开始。可是，这个靠海小城鱼踪处处，怎么躲也躲不开。麦兜和他妈妈吃了半年同一只圣诞火鸡后说，火鸡的美味，在于吃之前和入口第一块之间，赫尔辛基的鱼们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的人为生活而吃，有的人为吃而活。吃，是我族类享乐的方式。在芬兰被鱼刺伤以后，我是多么庆幸自己生活在亚洲。

我和室友婷都爱吃。六年前遇见她时，我是一个“净音”食客，吃东西无声无息，结果被她破口大骂：“这样吃哪里好吃的，要吃出声音才好吃的嘛！”

细细簌簌声和赞叹声，是她和美食相遇时必奏的配乐。在她努力的调教加上长期“耳濡目染”之下，我入伍成为她乐队的一员，也开始“传教”：“这样吃哪里好吃的，吃出声音才会好吃嘛！”

曾经在一家公司工作时遇到同好，天天兜城找吃，身材和身家都抛诸脑后。后来她“误听”健康营养学者之言，从极端杂食主义者顷刻转换身份成极端素食主义者，让我在一段时间心情低沉得怀疑自己罹患忧郁症。

在美食面前还有诸多教条，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后来我这位朋友回复了原有的身份，以“折衷方案”面对美食与健康。我们偶尔嚷嚷“我已经对食物彻底失望”，转头又坠入茫茫食海，荡漾，浮沉。

见鬼

今年六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赫尔辛基。现在我在这里。我和C遇见了一只红红红红的鬼，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的士司机，你好！

每一个市民，都是一座城市的窗口。我喜欢从的士司机身上打量一座城。

五颜六色的的士，让人眼花缭乱。你从来不知道你坐上什么样的的士、遇见什么样的的士司机，直到你坐了进去。

那一天回到吉隆坡时碰巧是下班时间，想要立即逃离平生最厌恶的富都车站，于是匆匆坐上了一辆候客的的士。的士司机用马来话开价“三五”，我回问“噢，就是上车价三五吗”他点点头，召了我们上车。

的士开了一小段路程，瞥见的士表仍旧熄着，问司机，他说，“不是一早说好三十五块吗”，我的天，原来他的“三五”就是三十五元。不管是沟通失误还是存心欺骗，三十五元对于这么一段路程而言，无疑是过分需索，也正因为明知不可能，所以当他说“三五”的时候，我未及时将它解读为“三十五元”。

吉隆坡的的士司机就有这么坏，我认定了。可是那天，我遇上了他—一个鼻子扁扁头发卷卷活像非洲黑人的中年印度司机。

“新车哪，好漂亮！”我喜欢他的车和人干干净净的，一上车就跟他打了个招呼。他自豪地笑说：“是呀，我们要给顾客好一点的服务。”他载着我上班，东拉西扯地跟我说起他的故事，说他工作的厂搬到外地去了，所以转行当的士司机。

那一天阳光很好我们看来心情都很好，他问我吃了早餐吗，我说还没，匆匆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吃早餐。他说，怎能不吃早餐呀，要吃要吃。

下车时他竟然还记得早餐的事，对我招招手说：“快去吃早餐啦！”正准备关门我一时愣住了，谁这么关心过我有没有吃早餐？

门，关上了。我准备多开一些窗口，好好打量这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