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

还有三个小时多，我们就又长大了一岁。朋友说，十多二十岁时脸上长痘痘，二十五岁过后皱纹、肚腩等老化迹象就排山倒海地来到，不曾美过，人就老了。我也有同感。想要想想什么时候的自己最美，竟有种不堪设想的感觉（期盼全盛时期会在未来）。美容师说人到25岁就会开始老化，老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惟有学会欣赏自己的肚腩还有二度青春期冒起的痘痘。这个圣诞，我和一群陌生人、一个陌生歌手、一场风雨还有一个塌掉的圣诞蛋糕一起度过，这个新年，我（不是刻意地）远离了喧闹的庆祝仪式，回到了无新年和旧年之分的彭亨老家静静等待它的到来。一个人或两个人守候它或任它悄然走过，人老了，节日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失忆城市

拆屋子、砍树、拆古迹的哐啷哐啷声在城市的一角自顾自地响着。走过的人们，头也不抬地走过。等到哪一天他们再走过，他们总会昂一昂头，说一声：“这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个建筑物？以前这里是什么？”

城市像长着四只脚的动物，在时间的旷地上潜爬漫移。移动的人绕了一圈回到原地，总发现城市已经换了一个样子，想要回想城市原来的样子，记忆总像糊掉的豆腐，怎么也变不出原形。

与我们共存的物事，一点一点地消失，我们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我们认真凝望城市，才发现熟悉的已成陌生、存在的已成飞絮。等到我们大梦初醒，城市往往已经失去了它独有的气质和风貌。

吉隆坡在变，在迅速地变幻。短短数周的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村子、一片森林和蔡正木故居被毁灭的过程。它们在神手哐啷哐啷的响声中，一点一点地消失，神手撕下它们的形体，也一并撕去了吉隆坡的历史样貌。

建筑物在淌血、森林在淌血，一些人的心在淌血，可是大部分的吉隆坡人无动于衷。生活在这座已经被功利价值观催眠的城市，我费力地呼吸，培养起自己的嗅觉，准备好迎接突如其来的变故；走过时，我认真地走过，用心地看看它、记取它，在它变陌生之前，亲爱的我城吉隆坡。

你捐钱了吗？

我们的朋友善勇和南发在这场水灾中失去了宝贵的书籍、剪报和纪录片。
无数的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书籍、剪报、纪录片。

杨大哥昨晚说：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卡之琳〈斷章〉”

灾难很远也很近。除了捐钱聊表心意，还有什么是更实际的行动？

隆雪华堂该是可靠的，我捐了给他们，你也可以。

他们的文告是这么说的：

捐款支票请志明收款人为： “隆雪中华大会堂” 或 “The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支票背面请注明“捐助水灾灾民”。捐款或物资请在2007年1月5日（星期五）之前，交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秘书处，地址是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电话：03-22746645。

圣诞老人的故事

婷告诉我她家的圣诞节故事，说她和姐姐小时候在平安夜吊起了袜子，怀抱着童话般的期盼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发现袜子里装着十块钱，浪漫的想象旋即幻灭。她叹说，妈妈真是不识做，花一点心思也就不至于打破小女孩的幻想了。我听了哈哈直笑。大人呀大人，大人们总是拙于捉摸小女孩的心思。我小时候似乎也曾挂过袜子，但我比较实事求是，我知道我家没有烟囱，圣诞老人进不来，因此醒来时发现袜子空空如也也没有梦想幻灭的感觉。圣诞老人一定在夜里来过我们的村子了，我会这么想。

噢，圣诞节要来了哟，祝生日的人生日快乐，祝生病的人生病快乐，祝斗气的人平心静气。圣诞节，应该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我认为是这样。

Bok House 噢 Bok House

聪明的部长说：“We feel sorry for people who are expressive... but the building had no overpowering aesthetic value.”

随口问问

难道你们都不喜欢这篇文章吗？

大公司，在停电的夜

电视机活在我们中间，这已是无可扭转的事实。自从我爸在我四岁那年中了马票，让我们家成为村里第一家拥有电视机的住户之后，我和家人中间，便永远横着一台电视机。

在上学的那些日子，晚上短短的几个小时，是我和家人（其实也只不过是伯伯一个人）相处的时间。小学时回家会第一时间向伯伯报告一天的所见所闻，可是，上中学以后，伯伯距离我的学校生活越来越遥远，遥远得让我觉得已经没有禀报的必要。电视剧的剧情，成为我和伯伯之间仅存的话题。

电视机让我和家人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可是却让我们越来越惰于开辟另一种沟通的方式。因此，虽然停电很可恶，但是我却喜欢夜间偶发的停电事件。

停电时，村人们失去了晚间唯一的娱乐方式---看电视，和家人谈话，成了消磨长夜的唯一方式。这时候，在黑漆漆的小客厅里，伯伯会说起遥远而勾人怀想的事情。他会说，我七个月大时突然说起了话来；四岁时他用石头子教我算术。他也会说起“大公司”，那是一种类似长屋的公共住宅，我四岁以前就住在那地方。

伯伯告诉我，大公司里头，每间屋子只有一间房，厕所是公厕，整个大公司只有两间，一在头，一在尾，所以尿桶是居家必备之物。那时候，还真的有“倒屎佬”的工作，晚上倒屎佬会出动，到公厕和每户人家的后门收溺物。还有还有，大公司附近还有个电影院，放映中港的黑白电影，观众去看电影还得自备椅子。

没有电流、电视机，大公司的人们生活一定很枯燥了。但是入夜之后，家家户户守着一盏煤油灯，说说村子的旧事、说说一天发生的事、说说刚刚上画的电影，中间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只有天上不会说话的星星，那样的生活不是很恬静美好吗？

来自南非的礼物

是一条很非洲原野的项链，睡在一个木盒子里。

“非洲妈妈”辣椒酱，很Nando's的感觉。瓶子说尝它可以尝到非洲的温暖。











南非卫生局的出品，保质期到2010年2月。保佑我在保质期前用上。






还有一块没有露相的shea butter soap。清清的橄榄味，跟上次你送我的L'occitane洗脸霜衬到绝。多谢噻 :-)

马大boleh!

我在家中。刚刚一个在马大念经济系硕士班的家乡朋友来找我聊聊。她告诉我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她说，她的系里有不少外籍人士，大部分是中东人和中国人，她在简单的接触中发现，大部分的他们不谙英语，只懂一些简单的词句，其中一名索马里亚人，自己正念着硕士课程，竟以为自己在念博士。中国朋友们做统计学的功课，可以把方的东西变成圆的，简直就像月球人降陆地球。朋友说，经济课程难得要命，还有许多算术难题要解，她很怀疑他们怎么完成课程。你说你说，马大是不是为了拉高自己在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排名，胡乱录取外籍学生？认真想想，这也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事，在万能的Bolehland。

A Last Glance at Bok House

Bok House (1929-2006)

她的名字叫Bok House，生于1929年，风华绝代。
死亡中。


看我的报道：Click这里

圣诞约会人选出炉

这个人，他叫自己侧田。我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他的歌，但是这个平安夜我会跟他一起倒数圣诞。是小粒苹拉的线。相信这将是我度过的最无厘头的圣诞节。今天小粒苹飞去有雪的地方。白色圣诞快乐 :-)

一夜之间消失的村落（3）

进攻。
挣扎。
















哭泣。
呆望。
















毁灭
.
.
.
.

冷寂。






我以为我去到了荒地，可是文字告诉我，一周前，那里原是一个住有81户人家的村落。这个村落数十年来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附身闹市的一角，自顾自成长、呼吸，若不是突然冒出头来的什么“零木屋区计划”，也许它就可以一直以井水的姿态，在河水的世界继续生存下去。

村落与鹰阁医院相距不远。它们，一个是穷人为填饱肚子日夜挣扎的边缘地带，一个是不愁吃喝的富人送钱延续生命的地方。这一边的人们从来不奢望生病时入住鹰阁，获得上宾式的看护，他们踩着钢索却又浑不以为然，天天束衣节食却又怡然自得地在贫穷线上劳作觅活，仿佛病痛从来就是天方夜谭。

也许，朴实的生命从来就“刚刚好”，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从天而降的幸与不幸，不在他们所能设想的范围。因此，当幸福或不幸事件降临，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抗拒、犹豫、推托的余地。

市议会开动的神手开动前的一秒钟，也许他们还天真地以为，灾难不会真的降临。他们耗尽最后一分力气，呼喊、哀号、抵抗，企盼行刑者的怜悯和同情，可是在狰狞的神手面前，他们的泪水和手臂，显得那么那么地渺小脆弱，仿佛只须神手轻轻的一爪，就可化为乌有。

当同情心和诸如此类的人性特点已经消亡，再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了。神手几番转动，他们居住了数十年的村子即消失无踪，祖先的足迹、梁木的刻痕、孩童的笑声，皆和村子一并消失。一番兵荒马乱之后，一切迅速回归平静，仿佛这片土地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就此一笔勾销。

我在残桓断瓦中记录空气中的泪水、哭声、怒斥声、抵抗的力道，以为可以就此留住一点有关村落的记忆。可是比较起五十年岁月遗留下的墙和瓦、失家婴孩未来五十年的成长岁月，我那一丁点的笔墨显得那么那么地微不足道。

挥笔记录中途，墨水突告枯竭，似乎在预告着，这失落的一群，终究会被人们淡忘，他们将散失在人群中，怀抱着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人无尤地继续讨生活。平静之后，记忆，是他们的；痛，也是他们的。

圣诞老人骗人

我以为圣诞老人会来，在2007年凶神恶煞地走来以前。圣诞大餐的烛光点亮前，铃当声招摇着领着笑声远去。圣诞老人喜欢人多的地方。我失去了12月，失去了12月唯一的期盼。28岁是个可怕的年龄，我的已经提早到来。

你突如其来的热情

这个地方，我叫它作家。我的床去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我是个孤僻的人，觉得生活圈子小小的就好。虽然家里住着其他一些女人，四年半来我还是只跟室友一个人好。自从室友搬离以后，我渐渐习惯独居寡言的生活。家变成没有笑声的游乐场，我变成没有玩伴的游乐场顾客。我游戏的方式拍成电影一定沉闷至极，周末的玩法是睡到隔壁的厨房挥动锅铲煮午餐，然后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书，看书，最后爬起来洗刷吃早餐，再躺在床上网游，写稿，写部落格。

每天工作完毕后，我都立刻溜进房里锁上自己，把外面的世界挡在门外。偶尔走进屋里看见屋友，也只是勉强地疲累地笑笑。双方大概都觉得，这样的碰面是劳神费时的。她们在于我，我在与她们，真的没有比陌路人好很多。

可是这一阵她们突然对我亲切善良起来。见了面她们都问我要搬去哪里，那边地方好吗。这一天她们敲起了我的门。曾经跟我有过小过节的乐碧克捧着一个没用过的电饭锅站在门外，说这个电饭锅得留给你，因为我12月要到澳洲去了。她身边的希拉帮她说：“乐碧克快要嫁到澳洲去了。”我在慌忙中说恭喜。希拉又在慌忙中递过一张青色封套的贺卡，妩媚地笑说：“这是我跟乐碧克送给你的，你真是一个友善的女孩，我们都会很想念你。”乐碧克陪着说：“你答应我们，走后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好吗？”接着希拉又启动她妩媚的红唇说：“你一定要答应，让我请你吃一顿披萨，哪天我们叫Domino's Pizza回来吃好吗？”

站在突如其来的热情面前，我有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她们口中的我明明不是现实中的我。在这屋里的我，从来就是一个冷漠沉静的女孩，谈不上友善，更够不上让她们想念。当乐碧克说起“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我茫然无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作答。

她们弹奏的这一首最后的插曲，我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听得明白。后来我终于想起，我也总是离别前，突如其来地亲切起来。在别人转身离去前，为他在身后擦亮一盏照明的柴火，许是人之常情。别以为留柴火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不过是自私地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已。愿意在末时擦亮一点柴火已经算是相当周到了，去的人，你又何必去计较虚实真假？

一夜消失的村落（2）

我看见可爱的小宝贝沉沉睡着，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

我看见脚们。

我看见这样一个女人，站在蓝人中间。后来他们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发展商”。

这东西叫“电锯”。电锯有个引擎，蓝人拉了又拉。有那么一刻我们以为，祈祷真的奏效，引擎跑不动了。

一夜消失的村落

一大清早我来到这里。回教堂精神抖数地跟我道早安。












我透过木棚敞开的“门”，看到有两条腿。它们在草席上睡觉。












我看到两个女人。她们在污水中蹲坐，握着一条水喉洗衣。这样衣服会干净吗，我怀疑。












我看见孩子。孩子嘴角边留着一颗饭粒。他和家人和一只猫住在这个木棚里。市议会推倒他们的房子以前，他们住在坚实的木屋子里。那时候，他们家的床单铺在床上，不是搭在孩子身后的椅子上。

（待续）

喝茶啰

Mksow打电话来说，茶水以外主人还会炒面宴客。为免造成食物浪费，大家一起去吃饱饱啦。世上出其不意的事多着呢，也许吃喝一顿媒体就有救了呢。去啦去啦。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
活动日期：12月1日－星期五
时间：傍晚七时正
地点：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公会总部

尾巴拖出的焦虑

雨多了，转眼竟就到了年尾。29岁的人快变30岁，39岁的人再多一个月就是40岁了。一开始我们都是一年又一年地过，转眼就是十年十年地过了。去年7月开始当新闻记者，一年以后惊觉“周期”的存在：八月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是巫统代表大会。如果我年复一年地当新闻记者，这些日子每年都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周而复始的赶场式生活，我无法想象，以致拒绝想象。

比起一个天天得问乘客“要咖啡还是要茶”的空姐，记者的工作天天都一部电影。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我们见各色各样的人，我们听林林总总的话，我们走向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活在警觉的状态中，每一天，都期待自己写出惊天动地力撼山河的文章。我们活在时针和分针的尖角上，警觉地观测着世态的变化，可是也许正因为我们伏在时间的尖角上，我们感受不到时间它在我们身边流过。总是如此，一晃头，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晃头，一个月过去了；当雨季重临，水灾的气味越来越浓洌，我们才突然惊觉：天呀，又一年了。

就这样，又一年。我无比焦虑。今年的我比去年的我进步了吗？长多一点智慧了吗？活得有意义一点了吗？我一点信心也没有。糟糕的是，我发现我电影的内容在重复当中。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又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巫统代表大会又来了，巫统代表大会又走了。种族主义的言论沉寂一年之后死灰复燃。在野党和公民团体再也喊不出什么新意。我是在前进中还是在原地踏步？我真的活过另一个年头了吗？我在时钟当中打圈徘徊，焦虑无比。

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可是时间却不会因为我顿脚耍脾气而停步让我仔细思考。在我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秒针已经走了一圈又一圈。2006年，我蹉跎了你了吗？我要怎样活出不一样的2007年？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我老了，耗不起时间重复同样的生命内容。怎么办才好？我与生命开始展开赤裸裸的长时间对谈。而时间，它流过。

墨攻。莫攻

因为小粒苹的缘故，我时常都有首映礼的戏票。一部美化兼神化了墨家的戏。开场时觉得刘德华的古装造型很别扭，但是后来我决定原谅导演的选择，或是刘德华过于现代的样子。刘德华的演技有了进步，还有他仍旧是帅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围城之日守卫小小的一座城，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计谋，更重要的是鲜明的原则和足以镇定人心的......类似方向感之类的东西。范冰冰在树林里让刘德华背着的那一幕最让人愤愤不平。可是，那也是整部戏最温暖最真的一幕。是个悲剧。

那时候

玩搬家时，一叠文章从大将书行的袋袋里跑了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它们代表了整个我和《星洲日报》、《学海》度过的懵懂岁月。我永远无法忘记中学时翻看《学海》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那上面的感觉。那时候，世界是美好的。那时候，我以为坏人都离我很远。那时候，我们擅长推心置腹。可是那时候，只能是那时候了。

吹胀

强人步入新建竣的体育馆，观众像接受了指挥一般，立刻狂呼呐喊。一个十万人的体育馆，瞬间变成一个人的秀场；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顷刻浓缩成强人的投影。

那一天，是1998年共和联邦运动会的开幕典礼举行的一天。也是武吉加里尔体育馆正式启用的一天。我和朋友坐在观众席上，随着众人呼喊、高唱国歌，用一种合群的方式来感受自己是个马来西亚人。有那么一刻，我为自己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在一个场合而莫名感动。

巨型荧幕里，强人的身影硕大无朋，他的每一条笑纹，都被放大成一国的成败兴衰；我和朋友的脸，只是数万个小灰点当中的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灰点，渺小得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我和强人之间，隔着整片夜空的距离。

六年后，我却和强人站在同一个台上，有那么一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零。隔年，他又出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们之间，横着一张目无表情的桌子。他是前首相，我是记者，他说话，我录写；我提问，他回答。

他歪歪坐着与记者们一问一答，跟电视里我们看到的一样。又跟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那么不一样。少了荧幕的转介、炫目灯光的照耀、众人欢呼声的烘托，盛气凌人的气息即从强人脸上剥落。在他顽固和稚气未脱的脸上，我想，我看到了落寞和苍凉。

想起六年前那一刻神奇的感动；想起体育馆里激烈的欢呼声；想起荧幕上的巨大投影，我迷茫目眩。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伟大”巨影，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是报章电视长期在我耳目中喂食，伟大的影像在心中自然生成？

强人真是强人、巨人真是巨人吗？温和真是温和、激烈真是激烈吗？最后我判定，我无从判定。我吃的，是媒体喂的；媒体喂我什么，我就只能吃那一些什么。查探虚实，我挑了个笨法子：我当记者，我亲眼看看。你呢？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别尽发呆，小心，我喂着你哩；喂饱了你，你的脑袋就更懒惰走动了。

玩搬家

从那头搬回这头又从这头搬回那头。离开的时候两块三还是两块三。现在跟人家说“两块三那边等”，人家会笑你“你很不update啦，两块三早就变两块八了”。我回来了，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三菜杂饭一盘两块三的17区。赫拉克里特斯故弄玄虚地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个17区。好朋友茶室已经不见踪影，卖云吞面那间茶室变成了一间粉红色的租书店，漆皮掉得七零八落的Happy Mansion终于刷上了新漆，Sentosa的老鼠死了一批又一批，会说中文的mamak档小黑已经不知去向，当年和我们在Sentosa喝小黑的teh tarik谈国事私事的同学成了黄家定的新闻秘书。神奇的是，Shell油站仍旧固执地待在那里。我回到了17区。又回到了17区。

我和他之间

失望比罗里还长

手提电脑从桌上走到床上，又从床上走到桌上，它的主人在闭关赶功课。偶尔抬起头发呆，顺手浏览一下新闻网站，心在《星洲日报》和评论人掀起的浪潮中起伏波动。这是一个动荡的季节，而我，我在赶功课、准备应考。亲爱的媒体朋友、学记朋友们，你们呢？你们又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不由得想。

那一个晚上，年轻朋友穿起写着“反对垄断”的T-恤，点起了蜡烛，唱起了歌。两辆拖格罗里横在他们和《星洲日报》中间，象是一把利刀，切割了两个世界。世界和世界之间，没有情感的河流、理性的隧道，就像《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栏目作者和评论人的思维一样，永远搭不上桥。

这一边的世界，年轻人小心翼翼呵护着烛光，唱起了一首熟悉的歌。他们唱：“我们围起来，我们圈起手，你听不见什么。你知道我在告诉你，我们千万个生命是火种......”一首我认识了超过十年的歌。十年前，我也曾经跟他们一样，呵护着一盏烛光，唱起这首温暖的歌。那时候，身边坐着的，是学记朋友，是用爱相系的兄弟姐妹；那时候，《星洲日报》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不是断爱的拖格罗里。

《星洲日报》用是非原则，培养我成为现在的我，可是当我长大懂事后用是非原则与它辩驳时，它反问我：“你怎能如此待我？你是否别有居心？”如果失望也有长度，我的失望超越了长型罗里的长度，远远地横到了关丹的海滩。

五年前，我从温暖的爱中惊醒、从围起的圈子中挣脱自己；五年后的今天，我等待着有这么一朝，重又把你们围起。歌儿是这样唱的：“一个燃烧的生命是个火种，一个炯亮的眼神是烈焰，我们要我们要捉紧那一把火炬，燃烧熊熊的火；我们要我们要捉紧那一把火炬，唱出我们的歌。”一个燃烧的生命是个火种，反垄断的火焰，终将烧出熊熊烈火，那一天到来时，我们会在火光中，唱出属于我们的歌。

我在忧虑中书写，亲爱的媒体朋友、学记朋友们，你们在做着什么想着什么呢？

一定duck！---- 送给反垄断的人们

《一定得》
詞:謝立文
唱：麦太


一定得！一定得！多勞實會得！唏！
人肥就更加要醒目。
多勞多得，多勞多得，多勞多得，搏命做！
人窮就更加要醒目。
要用兩手搏命咁lar，lar 住碌木！唏！
人窮就更加要谷盡。
多勞多得，多勞多得，多勞多得，搏命捱！
人肥就更加要谷實。
要用兩手搏命咁lin，lin 實碌木！唏！
唔怕輸，唔怕瘀，
人肥就搏命跑，人窮就搏命爬，
唔怕苦，唔怕死，
為餐晏，為了個家頂硬上！唏！
一二三四五六七......
谷實個手瓜，操硬個腳瓜！
星期一到星期七......
見步上步，憑我腳瓜！運─勁─上！

缺题

从来不曾想你想那么久。你是怎样一个人呢？你高大结实；你肤色黝黑；你总是压低声量说话；你总是走到走廊一角吞云吐雾；你像所有23岁的男生一样，对前途茫然无措。

我还知道你一直喜欢着一个女生，并且求爱失败；我知道你在家里长期当厅长；我知道你不喜欢图样设计的工作；我知道你华语说得很烂。我还知道哪些关于你呢？

离开旧公司后，我们便不再见面。上一回你在电话中说，新东家福利理想，你身心愉快，我为你开心了半分钟。“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肯定这么说了。我总是这么说。

当初计划离开时，你说你并不喜欢图样设计，打算转行跟朋友一起搞手机批发，可是最后你还是转回老本行，重捉滑鼠在电脑屏幕上作画。我想，你对键盘和滑鼠谈不上喜欢也够不上厌恶，际遇把你带到了电脑前，你便随手按下椅子坐定。

“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要从事的行业。”你一定这么想。你才23岁，谁会忍心拴绑你呢？人生漫漫长，23岁，还早着，要看到大路，恐怕还得兜转几个弯呢。

那一天，全国发生了787宗车祸，29人魂断虎口。路上天天有人死，报章上的死亡数字全无意义。可是，那天你竟一声招呼也不打，就径自去凑数了。等待你摸索的未来，顷刻消散得无影无踪。现实让你太累吗？怎么还没有活出一个所以然来，你就放弃前行？

你离开旧公司前，我们都说，哪天有空大家约出来见面吧。结果那天以后，旧同事们都从未约你出来见面。后来累积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些话通常是敷衍话，当不得真。道别时，用心一点好，很多的暂别，其实便是永别。

这种人！

有一种人等到要考试才来赶功课，闭关赶货还不知死活地blogging、发呆、睡觉。告诉你，这种人无可救药死不足惜。省下吧，同情心。我已经对这种人彻底失望。

美错

我是错过了
但也因此看见了
网络媒体的美

宏祥迪澎郭史
凌风凯斌
谢谢你们今夜的
努力

烛光很美
人很美
心很美

错过，也很美。

今晚我们会见面吗？

“來自檳城理大、雪隆區馬大與博大，以及新山工大的大專生們連同社會人士將在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晚間7時至10時於吉隆坡星洲日報總社、檳城星洲日報辦事處以及新山星洲日報辦事處，同步進行「反對媒體壟斷」和平請願。”

如果今晚你在《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前看见我了，就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声嗨吧。

我鄙视你

前面的司机很自然地，挥一挥手，把塑胶袋从窗子里丢了出来。塑胶袋随风飘飘，轻轻落地，着急的人再怎么着急也无法力挽狂澜。

从来不曾认真思考垃圾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室友很认真地问我：“你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我有乱丢垃圾的朋友吗？这是从没想过的问题呵，想了想，应该是没有吧。室友又问了：“那你能接受一个会乱丢垃圾的人做你的朋友吗？”

“一个会随处乱丢垃圾的朋友”，那么平凡的一串句子，却又那么怪味。你能接受一个随手把垃圾丢在地上的朋友吗？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认真思考起来，还真的不能。

也不是没有突然想贪方便随手丢垃圾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想要这么做，沉重的罪恶感都会把这种歪念头击沉。正因为曾亲身体验这么做会有多难，所以不敢想象自己的朋友可以面不改色地乱丢垃圾。

室友告诉我，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写作人把随手丢垃圾当作是一件很酷的事来写。你能想象吗，世界上竟然有人随手乱丢垃圾后得意洋洋，当是一件酷事为文特书，什么心态嘛？如果我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了，我想我是真的轻蔑她了。

不乱丢垃圾是教育培养我的习惯，尊重周边的环境是别人用身体语言告诉我的。中五那一年的关丹的直拉丁海滩，人人都在嬉戏玩闹，两个澳洲人却顶着太阳提着垃圾袋在海岸上拾垃圾。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沙滩很美。”他们说。

后来我在香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口看见一个清洁阿婶用小铲子剔除粘在地上的垃圾，那么认真、那么细心、那么专注，仿佛全宇宙的焦点都在那一小块垃圾上。我为之目眩。生平第二次，我被处理垃圾的人感动了。

我知道，我还会看到很多个从窗口飞出的塑胶袋、糖果纸、面纸。也许车里的人以为这样很酷，但是若他们看一下望后镜，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副鄙夷的表情。

喊

我开着车，焦躁地寻找一个地方。“山。”是的，我期待一座山。可是，山，你怎么就像《城堡》里的城堡那么遥远？我还在思虑，焦虑和压迫感便已挣脱我的脑袋冲口而出。车内响起一声叫喊声。

生命承载太多叹息和重量，很多叹息和重量无从用言辞来释解，你需要的，只是一次尽情的呐喊。可是，耳朵在四面八方的墙上紧紧贴着；山上也总是人影憧憧，世界很大，却容不下一声呐喊。

后来我发现，车是真正意义的独处空间。唯有在一辆只装着你一个人的车上，你可以尽情呐喊、尽情哭泣、尽情怒骂，无须担忧隔墙的耳朵、不必顾忌吵着别人，当然，更不必担心别人以为你发神经。

车是流动的独处空间，开着车呐喊比起在闭塞的隔音冷气房内呐喊，更具宣泄的质感，因为你诅咒的对象----那个让你呐喊、惹你生气、害你发神经的世界呀世界，它就在你的身边转动。

呐喊会化身不同的形象出现，比如唱卡拉OK。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唱K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呐喊的需要。没有K唱的日子，我们几个偶尔即兴地学那些没事耍酷的烂漫青年，在联邦大道上一边“飚车”一边迎风飚歌，一边，大声对路过的车辆说“嗨”，满足自己疯癫痴狂的需要。

无论呐喊的花样多么炫目，一座临谷的山还是令人期待的。呐喊是一项掏空内心的杂质的大工程，心和山谷，彼此转换角色，沉甸甸的心掏空自己填补山谷，待虚空山谷填满之后，心就变成一个山谷了。别小看了呐喊，心重了，你就喊吧！

请不要误导我爸爸

我的爸爸看报纸很勤，一份报纸可以由头看到尾再由尾看到头。

可能是厚度的关系，也可能是习惯的关系，还可能是迷信第一大报的声誉，他选择看《星洲日报》。

报纸的文字是他的信仰。报纸的评论人和记者写的都是正确的，第一大报尤是。他这么相信着。“《星洲日报》说你们网络媒体都是乱来的。”“《星洲日报》分析说黄家定才适合当总会长。”“《星洲日报》说......”《星洲日报》没写的，他当然全当没发生过。

数天前翻开《星洲日报》，看见堂堂《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言之凿凿地说：“张晓卿控制的报纸会不会从此就改变中文报的角色？绝然不会！”

她还说：“不要忘记在这4家报社还有很忠於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他们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任何人想危害华社利益，企图以私欲违反新闻操作都不容易。新闻从业员的防线，再加上广大读者的监督，不可能容许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为所欲为。”我只觉得，那一天的汗，流得特别多。

堂堂一报总编辑，叶宁不去分析张晓卿和马华公会手牵手一同走之后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张晓卿掌控马来西亚超过三分一华人的知情权之后极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还罢了，真的，还罢了，可是亏她还说“四家报社还有很忠于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一番令人冒汗的话，报人的堕落，该从何说起？

作为总编辑，她应该比我一个小记者更清楚，言论封锁和媒体“靠边站”（当然是靠向有权有势的这一边，不会是人民这一边）不是未来的事、不是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会发生的事，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实。

看看蔡锐明去年竞选马华公会总会长时四大报的报道和评论、看看《星洲日报》报道“增建两所华小”、ASLI报告的新闻、看看“边缘论”的收场、看看“血腥星期天”的报道还有看看眼前四报处理张晓卿收购南洋的新闻，再跟《东方日报》或网络新闻作个比较，你就不难看出叶宁口中“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秉持新闻从业员“崇高的原则和理想”鞠躬尽瘁地奉承掌权派。

天呀，叶宁小姐，垄断以前，报纸和报人已经靠得这么边了，垄断之后，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会扭曲成什么样子！

今天翻开《星洲日报》，我又为爸爸担忧。有个自称从台湾嫁过来的读者，名叫“王宝珠”的，在闻名遐迩的“沟通平台”一栏写道：“看着这些人骂了五年，心中难免会想：那些一直骂张晓卿的人居心何在？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不是恐怕中文报强大起来？当华人喉舌没有力量了，谁来传达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谁来延续华人生活文化？”

王宝珠呀王宝珠，政商勾结产生的畸形“团结”，岂非破坏多于建设？还有还有，你怕什么华人喉舌失去力量？你文中提及抨击张晓卿的“网络”，我奇怪你怎么没看到网络媒体写说有个叫林昌和的，还有一个叫林源德都抢着要买南洋。为什么只有张晓卿可以买，别人有钱便不能买？如果我是你，而你又跟大家一样长着一颗脑袋，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上报沟通，反倒会在家里自己先用脑想一想了。

你大概跟我老爸一样，是个大报的信徒，可是我爸爸不会上网，上学也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大众传媒是他的学堂，因此我可以理解他迷信大报的心理。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个会上网、会观察各大媒体、会书写投稿的人，因此我想我必须对你有更高一点的要求（我本来还懒得理你，可是你知道吗，我那迷信报纸的爸爸可能已经拜读你的大作此刻正把你的想法和叶宁的“分析”串合起来了）。

我不是开玩笑，拜托你们，第一大报尽忠职守的高层报人和第一大报忠于君国的撰稿人，别再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误导我爸爸了！

世界尽头的手机铃声

每次回乡，我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手机背面。

回乡，是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路的两旁，是青绿的橡胶树。天曾经坐着残旧的巴士摇摇晃晃地来到这里，丢下一句话。他说，这里就像世界尽头。

我来自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一个手机线路到不了的地方。当然，最初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手机和手机线路这一回事。后来我们看着手机诞生、成长，成为手机成长的时代见证人。

手机开始时作为画面，生息在电影里。电影里威风八面的“大哥大”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除了市面上五颜六色的“大哥大”水壶。初中三时，在首都工作的爸爸买了一台老老实实的“大哥大”，议论声随即四起。人们看不出爸爸有购买手机的必要，节俭朴实的伯伯还一直唠叨，说爸爸“不生性”，追潮流、乱花钱。

后来我的第一款手机是伯伯逼着我买的。那是在我的大学第一年。那一年手机还不多，因此时常成为朋友闲来把玩的物件。可是很快的，第二年半数的朋友都已拥有手机、第三年几乎已经人手一机。毕业后工作第一年，没有手机已经成为荒诞事。

短短数年时间，手机攻克了我们的生活。它，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没有手机，日子过得特别长；心灵特别虚空；世界特别窄小。我们已经无法回复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村子里一直没有手机线路。村子里的日子，悠悠长长的，可是人们从来不曾感觉虚空，就算是呆坐木板凳一整天，人们还是感觉温实饱满。七月间，攻城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某一手机线路通到了世界尽头，手机和手机卡在大街摊档上招摇。

乡亲父老出门时，口袋里暗藏着手机，像藏着一个让他欣喜无比的秘密。

第一声手机铃声响起时，我多么希望，人类从未发明手机。

沧海一树

窗前有一颗树，我们一直以为它是颗芒果树，直到有一天那上面长出了红毛丹。

红红的红毛丹挂满树的时候，房子跟着快乐起来。举目望去，鲜活的红色在树上热烈地生息着。我们在窗前观赏赞叹，想象红色壳里饱满的白肉，直到鲜红色换上了暗红色，暗红色枯萎成深褐色。

窗外的红毛丹，那么近，又那么远。站在露台上，我们的手臂只须再长出两只手的长度，那红即随手可摘。可是在手臂长出两只手的长度之前。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红色变暗，暗色调零，一季复一季。

红毛丹树旁，我们的房间。你的书、电影和音乐，为我的生命浇水施肥。我们偶尔在夜里发疯，跟着Weezer的歌声跳起只有我们才会欣赏的舞步；让Radiohead、Tom Waits他们唱歌，制造世界末将至的伤感；谈疑惑人的命题谈爱情谈人谈书谈电影八卦别人的私生活，一路谈到凌晨四点钟睡倒在床上嘴巴仍念念有词。

那一年，我们买了同款的背包。我们背它们去马六甲、去泰国、去国家公园。我们坐着你那或我那老爷车，去找电影、找摇滚乐、找书、找感动。我们在课堂与课堂之间舞舞舞，翻转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涯。

夜了。红毛丹树在漆黑的夜里像只会沙沙叫的魔鬼。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没有多去望它一眼，记不起它是否还会在结果的季节结出红红的果实。今年的红毛丹树会红吗？我离开以后也许它就自动变回芒果树，回复到四年多前的样子了。

悲母校

马来亚大学，我的母校，也许也是你的母校。中学时傻傻地被马大人的文字骗倒，以为那是一所涵养深厚的性格派大学，一心只想踏入这所大学的校门。报到的那一天，荣耀感伴随我从校园大门走向第四宿舍。可是很快的，我知道那只是一个骗局。如果这个没落的皇朝还可以让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便是偶尔可以在校园内看见佐摩王子宏伟而又飘逸的身影，跟他说声：“你好棒，我好想上你的课！”王子离开以后，我看见一个皇朝的瓦解崩溃。全球192的名次，是实情，还是高估过誉？我的猜测只有两项。

裸体和橙

“你们不介意吧，就算你们介意我也没有办法，身体辛苦了一整天，我要让它放松一下。”瑞典安娣说。

我和另一个女的客气地说声“没关系”，这个受刑一天的瑞典安娣就在我们面前老实不客气地脱去身上的衣服。我看了一眼她赤裸的上身，眼睛移回书页上，没去进一步见证她是否一丝不挂。

在瑞典的经济旅舍醒来的那个早上，眼睛在共用的洗澡间里遇到另两个瑞典裸女。她们在没有门的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谈话，像两只未长羽毛的小鸟，啾啾叫着在夏天的雨中淋浴。眼睛跟裸体打招呼时禁不住失望：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眼镜期待着一些类似“震撼”或“震惊”的感觉，可是没有。裸体在于瑞典女人，自然得就像我们冲凉习惯关门一样，让我这种假扮君子的荒蛮人不得不相信，裸体的画面纯粹是自然界的构图。

臃肿的瑞典安娣睡在我的头上，鼾声此起彼落。我和她和一名在芬兰念大学的瑞典女生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共度一个无惊无险的晚上（算来惊险事也还有一桩，凌晨不知何时何刻安娣的一袋不知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砸醒了睡在她床下的我）。

睡前收拾行李时我摸出了一粒让我相当为难的橙。这粒橙跟着我从赫尔辛基飘洋过海16小时来到瑞典，又跟着我回到航向赫尔辛基的海路上。我问安娣是不是要让橙跟她去，她说好好好，开车去俄罗斯的路上正好吃它。可是第二天醒来临走前，她却把它忘在小桌子上。

这粒橙是在酒店的自助早餐中“偷”的。想着在早餐过后吃它，可是早餐过后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吃它。陪我游玩了一趟瑞典之后，最后它又回到了酒店里。剖开它的外衣吃起它的时候，它成了至今我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一粒橙。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翻找记忆，寻来觅去，只找到了三幅裸体，和一粒橙。

你的样子

昨天谁看见月亮了？
昨天的月亮是圆是扁是亮是暗？

神经病

窗外下起雨啦，世界剩下我一个人。
矿泉水剩下一小口。我生命的泉源开始枯竭。
块二钱只能买到明天以后的12个小时。空空的杯子告诉我我要活过今晚得离开幸福的幻觉动手为自己烧水。
我接了一单叫“陪病”的生意，改写程序，下了一点苦功让自己生起病来。
成功以后算命的高人跟我说，昨天和明天都太遥远，你要赶紧想办法活过今天。
我要烧开一壶水，务必烧开一壶水。

亲亲亲爱的美女，生日快乐

天边飘来一旧云。大波士在尘土飞扬的房间里学习堕落。一粒苹果在日本餐厅里打转。乌女饮血之后无限满足。呃，好饱。祝生日的人生日快乐，人财两得。

好当不当

离开吧，离开吧，众人一直在我耳边念叨。我在荆棘中跋涉，让脚步声盖过咒语般的念叨声，径直往前走。偶一回头，景观尽是众人的唏嘘与不舍。有那么一刻，我瞥见他们手中紧握的线头......

对我的家人来说，我当上记者，是家里一个不小的悲剧。我是那种小时了了的物种，从小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长大。纵然长大后应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预言，众人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我的“辉煌时代”。大家以为，我长大后会成为医生、律师，再不然就科学家、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不济”到会去当记者跑新闻。

决定闯关时，养育我的伯伯问了又问：“当记者好吗？”爸爸不停说着别人家的故事，说别人的女儿如何如何“本事”。左邻右舍和亲戚听了，也都说：“世道不好，就先做做，骑牛找马吧。”一阵阵心碎的声音，几乎撕裂我的记者梦。

望女成凤的梦想破灭以后，伯伯给我的，不是叹息声和埋怨声，而是掌声和鼓励。《东方日报》是我的第一个雇主，家乡无人代理《东方日报》，伯伯于是逮住每周我文章刊出的那一天搭巴士到半小时外的小镇买一份《东方日报》，珍藏我的作品，朋友到访时骄傲地展示一番。

我如斯感动，也如斯惭愧。既然文章见报让家人引以为豪，为何这选择始终无法让他们释怀？要到何时，我们才终于建立起新闻从业员的声誉地位，让爱我们的人不必产生这种“自豪而又惋惜”的矛盾心理？

人是自私的，人们知道新闻担当上传下达的重任，该由文笔、思考能力、批判能力俱佳的人撰写，可是当符合资格的人恰恰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就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投身新闻界了。

谁不想自己所爱的人好？新闻界乌烟瘴气，记者前（钱）途茫茫，因此，眼见自己所爱的人投身其中，“想要拉他一把”的念头，自自然然地产生。局内人身处荆棘，背后尚且还有众人热情的召唤，该当如何奋力向前？

纵然我是背负抱负而来的，有时竟也迷茫了．．．．．

就等时间慢慢流过

等待时间流过。在阳光普照的广场上，书写。一个黑人走过来问，“嗨，你是日本人吗？”，摇头，“你忙吗？”是，忙。忙着等待时间流过。

电车走过，人，走过。风吹得树叶沙沙直叫。阳光抵消了一些寒意，端坐长椅的热带动物还是觉得冷，手指靠书写的动作驱寒。

背后一个叫阿力西的西装男人，歪着45度的头，呆成一座塑像，鸽子在他脚边觅食、扑翼。广场边的火车总站，像巨型摆设甚于公共交通设施。

人们说赫尔辛基是座沉闷的城市，人和建筑物都过于整齐朴素。这里确是冰冷冰冷的，就算好几个国际会议几乎同时间在这里举行，街道并没有因此而热闹起来。张扬的布条、宣传的口号、突兀的设置，皆觅不着落脚的地方。

建筑物里外的人，似乎都安逸宁定得找不到非激烈不可的理由。在这个平静的海岸城市，一切干扰平静的举动在发作之前似乎都不由得自惭形愧，暗自留守边疆。海风轻吹的港口边，只有跟蓝天和白云同色的芬兰国旗，静静飘摇，轻轻爱抚每个受蓝天和白云眷顾的人。

坐在海边的石礅上，看船开过、人走过，听海风吹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坐在火车站边的广场上，看鸽子飞过、人走过，听轻风吹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走在通往教堂的街道上，看路人溜狗、脚车行过，听车声飘过，等待时间慢慢流过。

等待时间慢慢流过，我游玩赫尔辛基的方式。

消失

你道别的方式如此荒谬
人和面纸都停不住笑。
过度的笑声引发脑震荡
醒来后竟想不起
做过的梦，
是一场美梦，还是一场恶梦。
也许我只是，只是不小心走入电影院
看了一场Michael Haneke的电影。
是吗，Michael？

吃

如果我住在赫尔辛基，我一定每天为吃而烦了。我爱吃鱼，第一次在码头边的市集吃到三文鱼和煎炸小鱼，开心得对着碟子直笑。可是，想不到幸福出发点也竟是幸福的终结点，吃了半盘十欧元的鱼儿之后，我开始厌恶赫尔辛基的鱼，还有吃后残余在嘴边的腥味。

那之后的鱼餐，都是恶梦的开始。可是，这个靠海小城鱼踪处处，怎么躲也躲不开。麦兜和他妈妈吃了半年同一只圣诞火鸡后说，火鸡的美味，在于吃之前和入口第一块之间，赫尔辛基的鱼们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的人为生活而吃，有的人为吃而活。吃，是我族类享乐的方式。在芬兰被鱼刺伤以后，我是多么庆幸自己生活在亚洲。

我和室友婷都爱吃。六年前遇见她时，我是一个“净音”食客，吃东西无声无息，结果被她破口大骂：“这样吃哪里好吃的，要吃出声音才好吃的嘛！”

细细簌簌声和赞叹声，是她和美食相遇时必奏的配乐。在她努力的调教加上长期“耳濡目染”之下，我入伍成为她乐队的一员，也开始“传教”：“这样吃哪里好吃的，吃出声音才会好吃嘛！”

曾经在一家公司工作时遇到同好，天天兜城找吃，身材和身家都抛诸脑后。后来她“误听”健康营养学者之言，从极端杂食主义者顷刻转换身份成极端素食主义者，让我在一段时间心情低沉得怀疑自己罹患忧郁症。

在美食面前还有诸多教条，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后来我这位朋友回复了原有的身份，以“折衷方案”面对美食与健康。我们偶尔嚷嚷“我已经对食物彻底失望”，转头又坠入茫茫食海，荡漾，浮沉。

见鬼

今年六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赫尔辛基。现在我在这里。我和C遇见了一只红红红红的鬼，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的士司机，你好！

每一个市民，都是一座城市的窗口。我喜欢从的士司机身上打量一座城。

五颜六色的的士，让人眼花缭乱。你从来不知道你坐上什么样的的士、遇见什么样的的士司机，直到你坐了进去。

那一天回到吉隆坡时碰巧是下班时间，想要立即逃离平生最厌恶的富都车站，于是匆匆坐上了一辆候客的的士。的士司机用马来话开价“三五”，我回问“噢，就是上车价三五吗”他点点头，召了我们上车。

的士开了一小段路程，瞥见的士表仍旧熄着，问司机，他说，“不是一早说好三十五块吗”，我的天，原来他的“三五”就是三十五元。不管是沟通失误还是存心欺骗，三十五元对于这么一段路程而言，无疑是过分需索，也正因为明知不可能，所以当他说“三五”的时候，我未及时将它解读为“三十五元”。

吉隆坡的的士司机就有这么坏，我认定了。可是那天，我遇上了他—一个鼻子扁扁头发卷卷活像非洲黑人的中年印度司机。

“新车哪，好漂亮！”我喜欢他的车和人干干净净的，一上车就跟他打了个招呼。他自豪地笑说：“是呀，我们要给顾客好一点的服务。”他载着我上班，东拉西扯地跟我说起他的故事，说他工作的厂搬到外地去了，所以转行当的士司机。

那一天阳光很好我们看来心情都很好，他问我吃了早餐吗，我说还没，匆匆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吃早餐。他说，怎能不吃早餐呀，要吃要吃。

下车时他竟然还记得早餐的事，对我招招手说：“快去吃早餐啦！”正准备关门我一时愣住了，谁这么关心过我有没有吃早餐？

门，关上了。我准备多开一些窗口，好好打量这座城。

借我九千元！

那是一个一年最多只见一次、平日不相闻问的朋友。这一天，我和阿树在吃饭时，他突然来电，说：“我真的很急钱用，可以借我九千块钱吗，我一定还你的。”

第一次得人“看重”，借这么一大笔钱，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工作几年，钱来钱散，银行账户从来不曾出现过这么一串数字，他开口的方式简直是当我有几十万闲钱一样，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吗？他要来干嘛？为何不找家人、亲戚借？他答不上来，说就算他说了我也不会明白，总结一句就是周转不来。我说，人们不会平白借钱给你，你要向人借钱，至少得给出一个像样的理由。

他还是不明白，仍旧重申“说了你也不会明白”。我坦诚告知我银行账户的数额，说我自己也山穷水尽，这笔钱还要预备作旅费。他听了竟还要求我能借则借，而且要我帮忙向其他朋友筹借。

我没好气地说：“你要我帮忙，至少得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怎知你是不是借钱去赌？”

心里担心他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挂断电话前我说会跟其他朋友商量看如何。可是，挂断电话后他又打来数通电话苦求。我恼了，我真的恼了。一旁的阿树说，一个正常、诚心相求的朋友不会强人所难，你莫心软。

老实说，这件事我就算有心也无力，心中并没有挣扎的空间。我只是在想，他凭什么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呢？朋友之中，谁又能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

后来J告诉我，这个朋友也找上她了。她说：“前阵子听说他在做直销和保险。”我不知道直销跟这件事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不排斥正当的直销生意，但也听说一些直销方式确是引人自焚。

我希望永远不要有朋友为了赚快钱向我求钱。同情心是宝贵的，请容许你的朋友将它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撞车记

我大概是一个潜在的狂想症病患。看到楼梯口的缝隙，我会想，失足摔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周边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在汽车川行的马路上行驶，我会想，撞车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砰”那一声响之前，我该如何反应？

终于，我等到了那一声响。预警只在一秒钟之前，脚板在一秒钟后反应过来前，那一声响已经钻入耳髓。出事那一刻竟然出奇镇定，心里只想着“没事没事，赔钱而已”。开车门时才真正感觉到“砰”一声的真意。车门竟然开不了了。

从旁座钻出后，非常庆幸眼前站着的是一个还有能力苦笑的大男孩子。我该骂，可是他竟然半个白眼也没翻出，仅展示一脸的无奈倒霉相。我知道我遇到了好人，大概是之前被人撞了后半分钱没向人要积攒回来的阴德。

后来真正的奇迹发生了，原要送厂开单的他，最后只索三百元了事。他给我一串银行账号，全然不担心我会扮失忆赖账。这座城的人通常心机算尽不吃眼前亏，这么真诚随和的人已不多见，我偏偏遇到了一个，不能说我不幸运。

好心大男孩离开过后，我自个儿呆坐枯等拖车打救。时间从电话和短讯的夹缝间溜过去。一个貌似外劳的男人走过，停下问：“你怎么啦？车开不了吗？怎么会开不了？”天色开始暗淡，坏人潜走出没，我回他一脸酷相，自我保护。他偏偏徘徊不走，自说自话：“怎么会开不了？”一面用手把车子的铁皮摆弄了一下，说：“这不就好了吗？可以开了，这铁皮顶住了轮胎而已！”

真的吗？我快乐地跳起，回到司机座上。呼，车子真的动了！我回了陌生男人一脸感激加歉意的笑容，哀伤中拖曳着长长的快乐，开着瞎了一只眼的破车回家。

在那煤炭屎鬼出没的地方

政治乌烟瘴气，新闻记者的世界满载悲情，所以，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喜欢寻找太平盛世，哪怕是瞬间即灭的，哪怕，是饰头粉装的。

所以，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回到学校。挣脱新闻文字的缠绕之后，从校园偏门闯进校园，一切愤世嫉俗、怨气高涨的语言，都像龙猫故事里撞见阳光的煤炭屎鬼一样，嗖地一颗颗滴溜溜消失无踪。煤炭屎鬼呆过的地方，是汗水，是阳光，是笑脸，美丽，一如龙猫传奇。

柏油路两端，汗水在飞奔；路旁青青的大草场上、篮球场上，球鞋和头发在蹦跳；再往前走，橡皮舟快乐地在湖面上划着圈子，这里没有皱起的眉头、没有叹息的嘴脸、没有糊涂错乱的脑袋。面对这样的太平盛世，笑容会自然占领脸庞，向上扫荡脑袋最后的思考地盘。

太平盛事叫人目不暇给。走在大学的路上，每每想立即下车看人划舟、打球，微笑一个傍晚。可是，那样的享受分明就不是属于我的。每次到学校都是行事匆匆地，赶路上课，赶路下课。两、三个小时的课上完以后，太平盛世即由黑幕取代。三小时前的美好景象，顷刻被煤炭屎鬼搞得灰头灰脸。

我知道，天明以后，另一番恶作剧般的景象会取代煤炭屎鬼的搞作：课堂上、宿舍里，最浅白的参考书被利用为应付考试的工具、实验室里学长的实验报告被抄来传去、行政管理人员你等我我等你谁也不愿接听电话、中年教授在课堂上自说自话、忍声吐气的学生继续忍声吐气、学子们的眼睛只顾盯看课堂那一小方块地。

校园以外，凄风惨雨凌厉下刮、社会呼喊大学生代为伸张正义、全球化驱赶着众人的脚步，校园内的世界仍旧缓慢地依循旧轨道运行。

明天傍晚，我又将回到太平盛世。下完课，它就会消失无踪，我知道。

猛

七月，猛。我大概不信邪，太嚣张，结果他们给了我点颜色看。惹官非已经够邪门了，昨天我还去撞人家的车。在SUHAKAM录口供时就有预兆了。SUHAKAM录音机一开始便为我停顿，换了一台录音机，好不容易录完口供，那人竟然说“啊，录音机不知什么时候停的”。我的天。据他说，这么多个证人中，只有我一个这么走运。从SUHAKAM出来后在后巷转了一个弯，明明要停一停的，可是脚板偏偏提不上来。就为那一秒钟的时差，我赔了人家300元，害自己的达申严重毁容，眼睛都掉了下来一只。修车uncle说要让达申进院三、四天，医药费要大约400块。我终于明白首相号召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真谛，从今天开始，我会“屈”老友一人请吃一餐弥补我的创伤，无人奉陪的时候足不出户在家捱面。七月，别嚣张，别不信邪。

凉夜

我怎么醒了？在这种时候。你知道要骂我折堕了，不能睡的时候总是吵着要睡，能睡的时候却不睡了。也许该找一下卡夫卡，心中却满是那句“天街夜色凉如水”。网站最近有无聊人来捣局，匿名者请自行消失。眼睛很累，怎么不是？今天班上出现了一个拿LV戴Dior的瑞典女人。存心吓人，怎么不是？“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没问题的，放心放心。告得我来都十年八年啦。”M说别怕别怕，陈水扁安华林吉祥都曾坐过牢。是，坐牢好，监牢凉凉如冰。谢谢每一个哄骗、慰问的人。

文字侏罗纪

当Youtube大行其道，人人都认为影像已经取代了文字，我闯进了文字满布的侏罗纪。

又回到了用文字来思考和交流的纪元。声音和影像退化为可有可无的背景。在文字如荒草般杂生的土地上漫游中，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跟读者用文字交朋友，说来还是第一次。在网络媒体工作，让我们和读者的文字交流变成一件可能和简易的事。和不同的读者交流，就像在天际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窗口，让你不由得惊呼：“世界那么大，人种那么多！”

今天要说的这个读者自称是“不良读者”，因为独沽一味，认人读文章。无论是新闻、评论、散文、小品文，只要是我写的，他都照读不误。此人在旅欧期间闯进了我的部落格，留了两次言过后写电邮跟我“私通”，天天给我写一小段旅游札记。走过了哥本哈根、挪威、芬兰，他去了俄罗斯，写了一段令我神游的文字。

我被吓坏了，所以忍不住拷贝下来唬唬人。他说：“俄罗斯是你这一生非去不可的国家。她的人文资源丰厚，会使你深深着迷；我去了两次，还会去很多很多次。从赫尔辛基乘火车直奔圣彼得堡，只需六个多钟头。暖冬在餐车里喝伏尔加吃香肠，可以醉个非庄周亦梦蝶，到站摇摆下车，过瘾之极。之后再继续乘火车去莫斯科，登麻雀山看莫斯科大学的宏伟面貌。那是一座既像皇宫又像城堡的建筑物，是建筑美学的精品之一。”

“第一次到俄罗斯我就有了一种顿悟。我终于找到答案：就因为这样的俄罗斯，她们才会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朵斯陀耶夫斯基、果戈里、勃林斯基、柴可夫斯基、乌兰诺娃、列宁、史大林.........如恒河沙数般的深深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这样的地方你能不去看看吗？到彼得大帝公园喝一口顺着竹管流下来的山泉，就让你晕陀半天了！”

看到这样的文字、遇到这样的读者，我不喝那彼得大帝公园的竹管水也真的有点晕陀了。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别以为你是捉笔的，文字造诣和学识便很了不起，哪天随便你哪一位读者从文字荒草中钻到你面前来，分分钟都会把你吓得立即萌生封笔归山的念头！

你赶我不走

你有没有被人驱赶的经验？我有，且已几近习以为常。

人们怎样赶你呢？他们巴着脸说：“媒体工作者一概不准入内，请你离开。”礼貌一些的会说：“对不起，我们不开放给媒体采访。”堆着满脸假笑请你走人。

“为什么不能让媒体采访？”你问。你得到的回应十不离八九是“这是上头的命令”，再不然就是词不达意、说了等于没说的“我真的没有办法”。

有好事需利用媒体报道吹捧时，人们把记者奉若神明、毕恭毕敬；有坏事需要藏拙遮丑时，人们立刻换上一副凶狠、冷漠或闪闪缩缩的嘴脸，对你退避三舍，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现实。

因此，当人们把你当作神仙看待时，千万别以为自己真的是神仙，因为下一刻你很可能就被请离你安坐的神位，变成人人厌恶的妖魔鬼怪。

当上了记者，你既有飘飘欲仙的机会，当然也必须作好出任妖魔鬼怪的心理准备；如果当新闻记者只有天天被人请吃饭的份儿，没有被人驱赶、被人冷待的经验，你大概失败得在“新闻从业员”五个字面前抬不起头来，这记者不当也罢。

被人驱赶时，最重要镇定且理直气壮地回问“为什么”，或是像那天我在博大采访学生滋扰事件后续进展时遇到的同行那样，向半句理由不给就想请人走人的保安人员逞凶：“难道我们是身怀炸弹的恐怖份子吗？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很多时候，赶你走的人只是“靠吓”的，当你的声音比他大（因为你有理）、你交出你的专业精神时，他们会暗自跳脚拿你没辙。是的，你绝对可以相信我，因为那天我们成功留了下来。

落单的时候你通常不堪一击，只好被人欺负到底，但是当同行与你连成一线据理回击，这坚持有时是会有成果的。就算失败，至少，你维护了这行业的尊严，并且感受到了同行“同仇敌忾”的快乐。

张望

第一眼就觉得此人特别样衰，你说呢？










你永远无从估量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直到你探头到另一个世界张望。

从来我对《怎么赚一百万》、《成功必经之路》此类将成功失败简单分化的书籍不屑一顾，这次匆忙上路忘了带书，只好硬着头皮看朋友的几本美国房地产业钜子多纳特兰（Donald Trump）的成功秘笈。

此类书的钱腥味，从书名就可嗅得出来。多纳的书，书名跟内容一样单刀直入、简单明快，我不小心读到的有《像亿万富翁一样思考》、《如何致富》和《交易的艺术》。

多纳是世界著名富豪，但是很多人认识他，皆因“学徒”（The Apprentice）这系列卖气真人秀电视节目。多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然也有很多自以为了不起的地方，后一个特征可在很多所谓的“激励讲师”或“营销顾问”言行中找到，真正有能耐交出真本事来的人却很少，所以，就算多纳同样站在高处说教惹人厌恶，也还有一点窥探价值。

以窥探的心境看一个亿万富翁的自述和心得，有许多始料不及的发现，比如纵然他不可一世、狂妄自大，可是却用人不计出身，他的前司机和保安员皆因工作表现出色跳任高职；他老婆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是在工作上却长情得继续让七、八十岁的祖母级老臣子担任要职。

我从来不去背什么语录，但是他偏偏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住。他说，你不是按你工作的需求工作，而是为你想要的工作工作。这句话是动听的，它鼓舞了那些在平凡、潦倒或困窘的工作岗位中寻求升华的人，也为引人厌恶的工作找到了改变的出口。

由于长期不思长进，本地记者常常被人视为混饭吃、把关系的小混混，关心子女前程的父母，莫不期许自己的孩子早日跳脱新闻行业的泥沼，关心自己前程的年轻记者一样作此想，整个媒体业似乎就被认定是这么一个污浊混沌的行业。

本地媒体业注定如此不堪吗？多纳说：“你不是按你工作的需求工作，而是为你想要的工作工作。”你想要什么样的新闻环境？你想要自己受到哪个程度的尊重？照你想要的样子去做，新闻业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你永远无从估量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直到你探头到另一个世界张望。

所谓惊喜

怎样才叫惊喜的一天？
比如，
在橡胶园里走着跳着，
突然看见一张像布一样挂着的
大大大大的
蜘蛛网。

尸体

第一次见到溅血的尸体时，惊吓得目瞪口呆，后来就见惯不怪了。在路上奔走，尸体是你必须习以为常的物事，不然过度的惊吓会让你从此绝足马路。

经常走在相同的路上，活生生的尸体演化纪实会陆续在你眼前搬演。第一天，尸体通常是肠穿肚烂、血迹四溅的情状；第二天，血已干，肉体开始腐烂；第三天，尸体剩下一圈微微隆起的皮骨；第四天，皮和骨皆已化作春泥，留下一撮无助的绒毛。不久，绒毛也会随轮飞散。最后横尸的地方，只遗下一滩黑血迹。

不出四天，原来活蹦乱跳的小猫小狗莫名其妙地嵌入了马路里，消失无踪。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

同事说了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说一个人遇车祸横死在中国的马路上，路上车来人往，可是无人相助，后来，他成了一张人皮，覆盖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化作车轮的软垫。

听的人目瞪口呆。问中国朋友，他说好心送伤者到医院，得冒被伤者认定为撞人者的危险，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度日，人命？还是少管的好。“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人性的丑陋，蚕食了人类对同类的信任；人对人性失去信心，又深化了人类的丑陋面，可怕的恶性循环，在暗地运行。

聪明人太醒目太精于避免置自己于险境了，别指望聪明人放下私心推动信赖人性的大工程。可以截停这个恶性循环的，唯有单纯善良呆戆的人。

从英文报上得知这么一个常常闯马路收小猫小狗尸体的人，人人说他怪，骂他置自己和别人于险境的人也不少，可是他说：“我不能让它们就这样横尸路上。”

人心太复杂，类似简单的信念渐渐式微，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些呆戆的想法支撑的。你不相信吗？

寻家广告

我最受不了龙密的地方是，她喜欢搬家的感觉。
说搬又不搬，说搬又不搬，无数次说搬又不搬，五年以后的今天，终于狠下心要搬了。
谁有好介绍？PJ、Taman Desa、Kuchai Lama，需求：两间房；条件：安全、有足够泊车位、不贵、不太旧、地方干净、非水灾黑区。
欢迎龙密赘述。

钻石钻石亮晶晶

塞万提斯恨那个写假书招摇撞骗的人入骨，最后干脆将堂吉诃德干掉，免他再被抄袭者招魂。后来我从过期的《新闻周刊》（Newsweek）看到，呵呵，人类已经创造出钻石专家也分不出真伪的人造钻石，吓了自己一跳。如果塞万提斯还活着，他会干脆把自己活活气死。

气死的当然不只塞万提斯一人。钻石，你梦寐以求的钻石、你用以测量爱情的钻石，现在已经可以用机器制造出来了，世界末日还会远吗？

当人造钻石普及至混市的程度，你还稀罕男朋友拿着一枚钻戒向你求婚吗？钻石退位以后，你找什么来诠释永恒的爱情？

在我们认识爱情以前，钻石就已经跟“永恒的爱情”、“完美的爱情”牢牢捆绑在一起。我们认定了它的崇高意涵，就像认定红玫瑰代表爱情、狐狸代表狡猾、白鸽象征和平一样。可是，当这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摩氏硬度十级、纯碳单质晶体物质可经由机器生产，属于它的神话即嗖地火速破灭。

钻石真有那么了不起吗？如果你是爱它的美感和特性，几可乱真的人造钻石怎么又满足不了你的虚荣心？你爱的是钻石本身，还是虚无缥缈的“钻石的意涵”？

人造钻石的报道提到，钻石的意涵只不过是钻石钜子全力打造的商品形象，钻石的价格高企不下，也是因为几家大型钻石开采及经销公司控制货源和市价之故。说来，钻石，和红玫瑰一样，都是头脑动得灵的人给形象化了的商品。

为了贪那一点表达和理解上的方便，人们选择相信商家囔出的标语口号、相信稀有的钻石代表永恒的爱情。人造钻石的诞生，解决了钻石产量低、价值高的问题，可是也同时扼杀了钻石的传奇魅力。

机器都造得出来的，要它作么？当商品的形象受到挑战，你是否也感觉到表达和理解上的危机？塞万提斯选择让堂吉诃德死在病榻上，你又怎能怪得了他？

超人从缺

超人他回来了，全城的媒体皆倾全力追踪，《独立新闻在线》当然也不例外。

“有没有办法访问到超人？”老总这么问。我心想，这是存心刁难的问题，我又不是洛易丝，哪有机会跟超人单独会面？但是，回头又想，记者岂可妄自菲薄？洛易丝能，为何我不能？最后说服我的大概不是好胜心，而是超人深邃迷人的眼神、宏伟壮观的身形还有飞天遁地的能耐。

以上内容纯属杜撰，如果说得太逼真让你空欢喜一场，我愿意为你扑一张超人海报谢罪。事实是，超人始终没有露过面，当然也没所谓“回来”。

超人电影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迷幻失实得让你愿意抱持一丝希望：希望它是真的。走出电影院，深蓝色的天空在眼前开展、透着银光的白云徜徉天际，真有那么一刻，我巴望超人突然从云层背后飞身而出，冒现在我眼前。

当超人像一座山一样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反应？女孩子家的想望会抢先霸占你所有的思考空间，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愿望，超人能不能铲除所有作恶多端、为害世人的大坏人？

大坏人在哪里？超人没有开工的时候，身份是一名记者。大坏人有哪些，他认清了吗？以伸张正义为己责的超人，在记者的岗位上是否也一样正义无畏？

为何超人是记者？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记者朋友们，你们是超人不是？超人现身之前，是否有人愿意相信，超人在记者中间隐姓埋名，天天跟我们一起打击恶势力？

我突然相信了，超人出身记者，可不是巧合。超人和记者之间，存在着古怪的共同点：我们都需面对恶势力的挑战、我们都需为弱势者伸张正义。

超人可以是记者，记者是不是可以变超人？变不成超人，制造一点“超人活在我们中间”的氛围如何？这样也就不枉了超人漫画作者错爱我们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