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关系到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义务，与法律、风俗、习惯相连，必须遵循，不能例外；私德更侧重于个人理想、信仰，可以期待，但不能强求。后者有某种绝对性、不变性，前者却有相对性、可变性。前者重他律，后者重自律。后者崇高，可以范导前者；前者虽平凡，亦可以建构后者。私德难以证实和证伪，而公德总是在事实中以经验（教训）形式出现。”--公德与私德
唐南发、傅向红认为，政治人物没有必要因私德出问题而辞职谢罪，他们都认为，蔡细历有外遇是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的私德问题。事实上，两人的讨论没有扯上“公德”。
我先前把“公德”简单诠释为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事实上是错的。“公德关系到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义务”，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等等”是有别的，“公德”成形于社会契约成形之后，而社会契约最重要的制成品——法律非但制约关系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制约非关系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公德”的定义应超越“关系公共利益的品德”，扩大到“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
因此，虐待妻子应该就违反了公德，因为虐待妻子是一般人都能认同是缺德的事，法律也已经列虐待为罪行。一个政治人物虐待妻子虽然看来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可是却是违反了“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
问题来了：虐妻的政府官员违反了公德（背叛了社会的期盼），可他没有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你能接受他做官吗？
小贪呢？法律早已制约“贪”这个行为。法官还未贪到被认为是贪的价码，应该就还没有违反“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或公德，因此尚未违反公德的他无须为此辞职谢罪。期盼法官全无贪念，是我们定下的过高理想，若然法官没法做到，我们没有强迫之理。私德“可以期待，不应强求”。
婚姻出轨、背叛妻子/丈夫相信是没有违反公共利益了，可是它是否违反公德，社会似乎还没有达至一个共识，因此出现各自表述的热烈场面。蔡细历出轨是否应辞官，我想该回归最基本的问题：（一）对妻子/丈夫忠一是否“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责任”（公德）？（二）背叛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人是否没有资格当官？（三）当官该有什么条件？
我还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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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ments:
假设说老公打老婆，但是在这个老婆的认知里，老公是有权力打老婆的。她被打了，却认为是自己命苦，她没有怨她的老公或怪她的老公。请问，这种情形，我们能不能说，既然这个老婆没有怪她的老公，所以这件事是私德，旁人不能多说什么？
同样的情况，老公出轨，老婆没有怪他，旁人就不能多说什么了吗？
可能有人会说打人会造成身体伤害，所以要谴责打人者。但是出轨者，造成伴侣的心灵伤害不是伤害吗？
纵使老婆愿挨，虐待老婆的老公也已违反公德，没有说受害者逆来顺受，施虐者的行为就可以被认可，或被原谅。
同样的，如果老公出轨是违反公德的事，那么无论老婆怪罪老公与否，老公的行为都已违反了公德。
问题是，在婚姻中出轨是违反公德的事吗？这问题好像没有虐待这个例子那么易答，可能还需回到个案去看。用蔡细历的例子来讲吧，我考虑到的问题是，他跟老婆是否早有协议各自找伴？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否早已荡然无存？因此根本没有伤害与受害的问题？
假如蔡细历和他的老婆有协议各自找伴，最道德的做法是离婚。是因为觉得公众人物离婚会影响公共事业，所以才不离婚吗？
社会对婚姻有一定的期待，所以我不是很同意婚外情是私德。
阿始，
这是很好的讨论题目。我始终认为，公德和私德不能抽到断水一刀切。根本就无法将公德和私德，似红豆绿豆般摊在阳光下，逐一分清楚的。
是否能够接受一个政绩有口皆碑，但是私生活却不能苟同的领袖？这是一个很争论的题目。我也思量了很久。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马丁路得金很了不起，可是，KP告诉我说：你看他率领黑人争取民权，而他的私生活，也超级“博爱”。
以蔡为例子，人的性格决定一切，若然好色，无论在公在私，好色的性格不会永远在“私”的时候才出现，然后“公”的时候便乖乖的躲起来不见人。
换言之，蔡绝对不会在巡视选区的时候告诉自己：嘿，我在办公事，不可注意身边的美女。
然后在卸下官职下班后才说：嘿，我下班了，我可以到酒店的欢乐时光了。
如果人人如上述所指，我真的怀疑政治人物都是精神错乱，性格分裂了。
换言之，公德私德不能计算清楚。我反而觉得政治人物，根本不应以道德为指标。政坛上没有圣人君子，因为圣人君子都不会当官。既然是人，那么在政治上，只有谈谁计谋深远，谁计胜一筹。
我宁愿相信，今天不是他的私人事务让他下台，他下台因为他低估了对方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政治是现实的，谈道德，太抽象了吧。
我原来也是想，只要官爷们扮演好自己的公职角色，没有滥用职权，其他事我可以一概不理，但是后来想深一层，我还是认为该有个起码的要求，一个虐妻、杀人、拐带幼童的人，你怎能允许他当官？
我在找一个切割点。接着我碰上了“公德”这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还是有欠清晰。
昨天和剑鸣作了一席谈，他提出“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概念，值得参考。公领域涵盖整个社会互动的空间，而私领域则只涵盖个人和家庭。照这个分法，虐妻、杀人、偷欺拐骗等侵害其他人的行为都影响了公领域，而有婚外情（成年男女你情我愿）、吸毒则是私领域事。大部份影响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公领域事都已经有法律制约，可是，这又不是说所有为法律制约的都份属公领域行为，如吸毒是私领域事，可是仍有国家立法约束。
（如果你说，“婚外情、吸毒岂能是私领域事？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做，社会岂非秩序大乱？”，剑鸣会回你：“如果每个人都没有照顾自己健康，整个社会也将受到影响，那么是不是说国家需要制定法律限定每个人都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现代人的婚姻观念已有改变，以前搞婚外情是要浸猪笼的，现在就已不来这一套了。蔡没有跟她老婆离婚的原因，始终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可能蔡要离婚，他老婆拒绝？或者两人觉得需要为儿女维持婚姻关系？又或者，两人各自找伴的同时，还渴望/习惯共同生活，没有必要离婚？
我认为，我们始终需要在公私之间找出一个界限，社会无限度入侵个人生活、个人空间是可怕的。感情事，让它留在私领域就好。
我在1月10日问，“道德还可以分出公私两类吗？”，讲的是道德价值（如诚实、中直）没法分出公私两类，原因是你在私生活中贪婪，在公务上也有可能贪婪，贪婪可能危害身边的人，也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独立新闻在线》社论谈“把持道德底线的重要性”，似乎也是朝这方面想的。
可是，唐南发和傅向红谈的其实是影响的层面，比如好色一项品行，你私底下好色看色情光碟没有影响社会大众，那你好色只是你的私德出问题，但如果你好色的程度到了性骚扰别人、性侵犯别人，那你这项品行就影响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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