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掉了。你看它,活着的时候意气风发,死的时候垂头丧气。
仙人掌的死因就跟爱情的消失的原因一样没法说的,也许是我没有喂水,也许是喂太多水了,也许它原来就长在不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也许原因是1+2、2+3、3+1...... 重重叠叠糊糊涂涂。
上一阵子我还以为它只是瘦了一点精神差一点,喝多一点水又会胖起来了,岂知它竟说死就死。
死了,就等于说,你想救也救不回了。就等于说,随着时间飘逝,它会渐渐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就等于说,它的位置将要被新的仙人掌取代。死了,就真的死了。

我没有购买翻版书的习惯,也不曾有意识地掏钱购买过翻版书,可是在离开吴哥之前,我从一名兜售翻版书的柬埔寨人手中买下了一本翻版书。
我在黄昏时分到达。金黄色的吴哥窟在眼前掠过。我想哭,我跟坐在身边的小雨说。从12世纪起就一直存在着的建筑物,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单单思及岁月流经的痕迹,就足以触动人心。

你别用拳头唬人,那副“我话事,我大晒”的样子看了就讨厌。和平集会是我的宪赋权利,Pak Lah你说我藐视法律,可藐视法律的,到底是我还是你?
你们有枪、有警棍、有水炮车。我手无寸铁,可我已整装待发。
各路黄衣人,明天独立广场见。路上有警拦路的话,咱们这里见。


20071030凌晨2:30我和霏完成工作的时候,世界已经沉沉入睡了,就连楼下的酒吧也已关上大门。我开车从位于Kuchai Lama的公司回到Section 17的住家。
在新高架桥上,一辆车贴在我车的左边车镜,看我一眼,又看我一眼。接着,他越过我的车,挡在我的前头。一个马来男人握着小小的手提电筒,从车上走了下来。冷冷地,他朝我的方向走来。奋力地,他用绑着鞭子的手电筒朝我的挡风镜这么一击。啪,啪,两响。大镜裂出两环圈圈,没有碎下。飞快地,他跑回自己的车,大踩油门,离开。
朋友都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我也想知道。如果你开车时无意中看到一辆深青色(属于青灰色,metallic漆)的Wira,车牌大略“W?? 5553”的,请走得远远的,在逃走的当儿或可帮我留意完整的车牌号码,好奇心促使我发掘这个凌晨突袭的原因。
我用400元换回自己一条小命,希望也可以换来各位的警惕心。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别独自凌晨开车。
这个中秋,没有灯笼,没有蜡烛,本来也没有月。伯伯走到屋子的另一边,发现月亮在那里。“有月呀,原来月亮在这里!”伯伯高兴了。我跑到伯伯身边,跟着伯伯抬头笑望。月亮在那里,在我家的屋檐上。
小女孩长大了,其他的小孩也长大了,中秋的夜,静了。夜空静了,于是飞机穿越夜空的声音,清晰了。伯伯说,你听,飞机在这边,声音却在那边响起。我说,是哦,是有另一架飞机在后面吗?伯伯说,不是不是,飞机是超音的,所以飞过之后,声音才在后面响起。我说,是哦,难怪叫超音波747。伯伯得意地说,你是大学生哦,现在才知道呀?听人说起麻风病院,联想到的是铁窗、呐喊、扭曲的面孔、泪,炼狱。我以为,麻风病早已随哪个中世纪的魔鬼,消失在时间的洪流。原来,病症从未消失,病人也一直都在,是我孤陋寡闻。
我来迟了。发现它的时候,也是它正一点一点消失的时候。我在清晨来到。满院子的树容光焕发,青草跟水珠作最后的缠绵,有了岁月的痕迹的小房子,一幢幢散落在院子四周。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闯入了童话世界。
“好可爱!”我一边赞叹,一边跟着永隆,从小小的但在世界麻风史上贡献匪浅的研究室,走到改良所、格林俱乐部,上了斜坡,穿过房子、基督教堂、回教堂……一路上,我没停过赞叹。永隆说:“你能想象吗,这么可爱的地方,他们要把它拆掉。”
不,我不能想象。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完好地保存了麻风病人从凄厉的历史中走来的足迹,走入院区,一页页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在面前翻动,我不能想象,有人竟要把这一切撕毁。麻风病人一生凄风残雨,我不能想象,有人竟在他们准备安享晚年时,狠心把他们驱离依附一生的居所。
这一年的中秋,我们来了,他们笑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笑容,开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小角落。他们说:“谢谢你们,你们好有心。”何以言谢?铲泥机又再开动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看着一张张纯朴、善良、慈祥、谦卑的面孔,内心,亏欠满满。



我总是觉得,这个国庆,只有笑脸,没有快乐。国庆的讯息、国歌、国旗铺天盖地,可是,爱国的形式越声张,嘲讽的气味就越浓。
几年前我没有怀疑爱国的形式,看到国旗飘扬,体内总升起一股暖流。挂国旗不等于爱国,但是自觉或不自觉,挂国旗的动作隐含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我是这么想的。可是这几年,这个国家注重形式的态度砸碎了这种简单的信任。我猜疑,挂国旗、歌颂马来西亚的人,都是自动自发、心甘情愿的吗?
看到电视台的应节节目,我就不由得想,他们是奉新闻部、旅游部、文化部、首相署还是什么政府部门的命令这么做的吗?驱车进入吉隆坡看到满挂国旗的高楼,我也禁不住想,是因为脑筋有异常人的新闻部长Zainuddin Maidin警告企业界“不挂国旗就上电视”,大家才把国旗挂上的吗?
我也许误会了。国旗都是人民自动自发挂上的。别向我开炮,坏心肠的不是我,是说出白痴言论的高官。
昨晚杨白杨(亲爱的老羊)说,女儿跟他说“那个马来妹拿全班最高分,大家都怀疑做了手脚”,心中感觉这个国家没救了,“我反对种族主几十年,可是连我自己的女儿都还有种族主义思维”。她的女儿没有错,错在推行白痴经济政策的政府。
没有人真正怪责黄明志,罪在奉行种族政治50年的政府和允许烂政党执政50年的国民。
杨白杨在《当今大马》写了500篇专栏文章,没有看到马来西亚政局的改变。够了,够了就是够了,他说。
50年的错误,够了。够了就是够了。
肚子饿,吃了一个沾着泡泡巧克力粒的甜甜圈,加一杯红枣茶暖暖肚子。如果今天是星期五那该多好,我跟坐在电脑前的M说。现在已经是星期一的凌晨,我必须用五天的痛苦交换两天的安逸,这已经没有办法扭转的事实。如果明天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就是把brownie放到公司的微波炉里,等待那一声“叮”响起。
靠近码头的市集是赫尔辛基最热闹的地方。早上小贩在这里摆卖水果、草莓、各种各样的莓类、鱼、面包糕点(当然有好好吃的cinnamon bun)、咖啡等等等。打开相片簿,发现也有人在市集摆卖丢失行李的日本女人到森林里采了之后弄丢了最后又在行李中寻回的那种黄黄的菇。 
你走了以后,木屋剩我一个人。空间迅速膨胀,空气也因空间减少了障碍而加速流动,我都看在眼里。你走了以后,我的五官毫无来由地灵敏了起来。渐渐地,我学会了猫语,还听懂了羊们的话。
你走了以后,时间也跟着膨胀了起来。我花大部份的时间跟猫说话,剩下的,我用它们来窃听羊跟羊的对话。依布拉欣大叔的羊群习惯关注天气和奶量,偶尔也谈论食粮味道的细微差异。
你走了,留下我和木屋和猫和悠悠长长的时间。我以为,我有的就只有这一些了。可是后来我知道,就连这一些,也是要一件件离开我的。他们说要拆了,这木屋。铲泥机来的时候,邻舍的姐妹们呼天喊地,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你怎能只用一千元的补贴驱赶我们?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忙着收拾细软。
铲泥机把手伸向我们家的时候,我的眼睛迷蒙了。一个黑影突然闪进木屋里,我看得清楚,那是我的猫咪。“猫咪,猫咪!”我冲了上去,又被挡了下来。我的猫咪,我的猫咪……
猫咪怎么了?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别傻了,猫咪,你的木屋已经消失了,彻彻底底地消失了,从今以后我们就只有彼此了,咱们走吧。你看,连大叔的羊也被他们赶走了,我们还是走吧。
(我最近去采访木屋区拆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独居木屋的失婚女人。木屋消失后,她茫然地带着她的猫,走向了未知。)
我们的村子诞生在我四岁那年,人们叫它廉价屋、高脚屋,又叫它亲善村。刚住进去的时候,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幢幢脸色苍白的高脚屋。
去之前,我从来就不知道麻风病院也可以那么平和美好。第一次去,晨风清清,阳光柔柔,小屋子在小路边矗立,像童话里的森林小屋。我遇见了他们,传说中的麻风病人。我以为麻风病和麻风病患早已走进了历史,原来他们一直都还在。在麻风病院遇见的每一个麻风病人都很和蔼亲切,说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成功,证据都写在病人的笑容里。
我想,我伯伯有一桩不为人知的心事。这桩心事,始于小我一岁的儿时玩伴S在七、八年前奉女成婚之后。
在记者面前,他激动地为女儿的名声辩护。说着说着,他突然问起大头墨水笔。